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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刑事案件庭审效率和质量的路径探析
——-以完善刑事案件庭前会议制度为视角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8/5/11 字体: [大][中][小]

    论文提要:在刑事审判程序中,作为庭审准备程序之一的庭前会议起着连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重要作用。在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就做了关于庭前会议的表述,但是当时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说明庭前会议程序的名称,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制定的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之中,才将其定义为“庭前会议”,这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第一次纳入了庭前会议制度,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不仅完善了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更加注重保障了人权,而且还提高了审判效率,促进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但庭前会议制度规定简单,内容宽泛,以致于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鉴于庭前会议程序在提高庭审效率,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迫切需要不断研究和完善庭前会议制度。笔者撰写本文从庭前会议制度的基本涵义入手,比较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提出我国刑事诉讼中庭前会议制度适用的存在的问题。最后在立足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具体完善措施,与各位同仁共研。

    关键词  刑事庭前会议  意义 不足  完善建议

    主要创新观点:对庭前会议制度,本文采用阐述刑事审判阶段中的庭前会议制度,从刑事审判模式、刑事审判程序上探讨庭前会议制度的特殊性,然后从庭前会议制度的适用范围和内容上探析在刑事案件中,并非所有的案件均召开庭前会议制度,且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界定了刑事审判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和召开的内容。庭前会议不仅处理程序上如回避、管辖等,还涉及实体上的处理。最后探析庭前会议的召开模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达到提高司法效率,明晰案件事实,极大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审判实效的目的。

    一、我国庭前会议制度概述

  庭前会议又称为审前会议,是指在检察官提起公诉后、法庭开庭审判前,审判人员根据控辩双方提交的申请,就有关本案的某些程序性事项召开审前会议,并作出相应决定的刑事诉讼活动。

    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

    1、证据材料较多,案情疑难复杂的案件。庭审的事实、证据调查工作量较大,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整理事实、证据争点。通过庭前会议有效区分存在争议和无争议的事实、证据,能够确保庭审更具针对性,大幅度提高庭审效率。

    2、社会影响重大,舆论广泛关注的案件。一些案件事实并不复杂,当事人争议也不大,但案件本身由于当事人身份、案件后果等因素引起社会普遍关注。此类案件通常需要制定周密的庭审预案,因此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就相关问题听取相关当事人等的意见,确保庭审顺利进行,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同时充分发挥庭审的法制宣传教育功能。

    3、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存在较大争议的案件。此类案件召开庭前会议,一方面可以听取控辩双方对事实证据的意见,整理案件争议焦点,另一方面控辩双方经过庭前会议初次交锋,互相明了对方观点,也能在庭前会议后为庭审辩论做好充分准备,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有效对抗,有利于提高庭审质量。

    4、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者异议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案件。《庭前会议规程》列举了对案件管辖提出异议,申请有关人员回避等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情形。如果控辩双方对上述事项存在较大争议并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可召开庭前会议,在庭前妥善解决争议,避免庭审被迫中断。

   二、建构庭前会议制度的意义

    (一) 庭前会议有助于保证法庭审理的集中、顺畅和高效,提高诉讼效率。庭前会议程序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程序问题没有解决导致的法庭审理屡屡中断、随意休庭或延长庭审时间等现象的发生,对提高诉讼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二)庭前会议有助于提高审判的质量,促进法庭审理的实质化,避免走过场。在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证据展示和意见交换,这些都大大强化了案件的实质审理,避免了法庭审理走过场。
   
    (三)庭前会议有助于保障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进而促进程序的公平公正。庭前会议程序让控辩双方都在场,可以有效保证辩护方了解控诉方所有的证据,从而保证双方在信息交流方面实现平等。为了保障控辩双方的权利平等,首先应该保障辩方可以查阅控方的全部案卷和证据,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和不利的证据。防止“先定后审”,庭审形式化,保障庭审实质化,有效保障辩方获得充分的信息交流,保障控辩双方信息对等,避免信息不对称影响诉讼平衡。有利于对公诉权形成制约,规范公诉权的行使。避免了程序问题上法官的预断、专断,而对抗化、公开化和透明化,保障了诉讼程序的公平公正。

    (四)有效固定证据争议。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和核心。公诉人对移送起诉“主要证据”不再有自由裁量权,依法“隐瞒证据”的情形将得到有效遏制。控方向辩方开示了全部案件材料和全部证据,保障了辩护权的充分行使,切实解决了“阅卷难”问题。

    (五)为简易程序预留空间。有效地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和程序分流,更好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基层法院适用庭前会议制度的现状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庭前会议适用率不高。以笔者所在基层法院为例,刚刚尝试启动庭前会议,其他法院虽启动了庭前会议程序,但数量较少,适用案件类型单一,庭前会议主要运用于故意伤害、职务侵占、合同诈骗等案情相对复杂、证据较多的案件。同时庭前会议程序的启动方式,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大多系法院依职权召开,控、辩双方申请召开庭前会议的积极性不高,且被告人参与较少。并且庭前会议中控辩双方对有关问题的处理达成的合意后,在庭审中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实践中做法不一。缺乏对庭前会议的监督机制,导致操作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四、当前庭前会议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不足
 
  (一)立法价值存在纠结。 立法者在设计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时,可能存在庭前会议制度价值取舍的纠结。一方面希望召开刑事庭前会议,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整理证据,明确焦点,解决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为庭审做好充分准备,从而有利于开展集中高效的庭审,提高诉讼效率,体现对效率价值的需求;另一方面又担忧审判人员庭前过于了解案情,会形成庭前预断,造成庭审虚化,与正在推进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冲突,有碍司法公正。立法者既希望提高诉讼效率,但又害怕有碍司法公正,在公正与效率的纠结之中,似乎更重视公正。这也许就是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未赋予法院、法官裁决权和未赋予刑事庭前会议约束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过宽,未能体现庭前会议繁简分流原则。刑事诉讼法对于适用庭前会议的案件范围未作明确规定,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些审判机关对于没有必要启动庭前会议程序的案件也提出适用庭前会议程序,这种做法不仅有违庭前会议制度设立的初衷,也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国家司法资源,未能体现庭前会议程序繁简分流的原则。同时对庭前会议要解决的内容未作明确规定,违背其立法初衷。庭前会议是法庭审理的準备程序,其立法初衷就是确保法庭审理的顺畅、集中和高效,保障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由于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庭前会议要解决的内容,导致司法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利用庭前会议来解决案件的部分实体性问题,结果造成庭前会议成为开庭活动,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更不能很好地实现庭前会议制度当初的立法目的。

    (三)对于被告人是否参与庭前会议未作区别规定。召开庭前会议,根据案件情况,可以通知被告人参加。该作为重要的一方当事人的被告人是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的,而不是“应当”参加该庭前会议。但是究竟哪些案件应当通知被告人参加庭前会议呢?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审三方存在分歧,况且对于某些涉及到被告人切身利益的事项,如果被告人不参加庭前会议也不利于其刑事诉讼权益的保护。

    (四)对庭前会议形成的结果及法律效力未作明确规定。庭前会议的结果在刑诉法中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审判人员就庭前会议涉及到的与审判相关的问题是否有作出裁断的权力也未作出明确规定,这不但会影响到法庭的集中审理,还与庭前会议制度确立的初衷相违背。庭前会议的功能之一就是将控辩双方的程序问题在庭审之前解决,在开庭后尽量减少程序争议。但要真正地解决,就不仅要体现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上,还需要明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法律效力,避免反复的无正当理由的提出异议和进行质证,影响了庭审的节奏和效果。

    (五)庭前会议造成诉讼策略被滥用。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出台后,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诉讼策略在刑事诉讼中有被滥用的迹象,在检察机关与被告人、辩护人处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公诉成功率等内部考核指标,检察机关仍然迷恋于“有罪推定”和“证据突袭”,在刑事庭前会议上,不依法全面、客观的提供证据。不依法提供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负刑事责任的证据,仅提供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或者应负刑事责任的证据。对定罪量刑的关键性证据不展示,而企求让被告人、辩护人在庭审中措手不及,无法有效辩论。同时诉讼策略在被告人、辩护人处被滥用的可能性极大。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辩护人往往企图通过滥用诉讼策略造成庭审中断,打乱法院、公诉机关的既定计划,制造困扰和混乱,以求从中获取对己方有利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讲刑事庭前会议助长了诉讼策略滥用。

    (六)庭前会议适用占比低。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初衷是为了开展集中高效的庭审,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资源,但是法院、法官在观察庭前会议运行效果后,感受不佳,不愿把有限的资源、精力放在庭前会议适用上。庭前会议极低的适用率自然制约庭前会议效能发挥,谈不上功能发挥。

    (七)司法理念的偏差。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在司法领域仍有根深蒂固,许多法官对实质正义的偏重程度远远要高于形式正义,对诉讼程序的关注多是集中在庭审的几个关键节点上,而不是诉讼全过程,这就使得包括庭前会议在内的一些看似非重点、边缘性的程序被忽略淡化。此外新刑诉法及司法解释刚实施不久,一些基层法院法官对庭前会议这项制度还不熟悉,缺乏相关成熟的经验,不敢积极尝试召开庭前会议。

    1、刑事庭前会议虽然具备由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组成的诉讼构造,但是法律赋予该制度的功能是解决与审判相关的程序性问题且仅仅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不具备通过诉讼形式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功能,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诉讼程序所产生的实质性诉讼法律效果,因而诉讼特征不明显。

    2、作用空间有待扩大。法条规定刑事庭前会议只是解决与刑事审判相关的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三类问题,而且只是向参与会议的各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刑事庭前会议应有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尚需在司法解释中予以扩大。

    五、人民法院完善庭前会议制度的建议

    (一) 确立立法取向。刑事庭前会议制度作为法律制度之一,在其价值取向之内。立法者在设计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时,一方面希望庭前会议的召开,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又担心审判人员形成庭前预断,有碍司法公正。笔者认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第一位价值追求是公正与效率,应确保公正优先。在司法体制改革之后,裁判权赋予范围将大幅度缩小,只赋予那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员额法官,而且实行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另审判监督制度的存在,已经可以避免审判人员形成庭前预断。因此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完全可以在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兼顾效率。在司法实践中必须进一步强化司法效率观念,努力以最低的诉讼投入产出最好的诉讼效果,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最便捷的方式来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同时还要立足于我国的诉讼模式和庭前会议程序的立法定位,庭前会议的解决事项范围不应局限于立法列举的程序事项。法律也未规定庭前会议不能涉及证据及争点整理等实体性问题。在庭前会议中整理证据及事实的争点,可以明确庭审的重心,合议庭可以更好的开展审判工作。

    (二)明确庭前会议的案件适用范围,避免被不当扩大。并非每个案件都要经历庭前会议程序,因此为了充分发挥庭前会议应有的功能,应明确庭前会议的案件适用范围。同时庭前会议的案件适用范围也不宜扩大。原则上只有争议较大、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社会影响重大、法律适用困难的案件才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解决了重大的程序问题,就会有力地确保法庭审理的顺畅、集中和高效,同时兼顾庭审的质量和效率。

    (三)明确庭前会议的内容。庭前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庭审之前将程序性问题解决,使控辩双方明确案件的主要争点,以便法庭集中审理与案件有关的实质性问题,使法庭审理更加实质化,避免庭审走过场。庭前会议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準备程序,审判人员不应当利用庭前会议来解决案件的部分实体性问题,避免庭前会议成为一次开庭活动。将与案件有关的实质性问题留在庭审阶段解决,这样不仅有利于对案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也可以很好地实现庭前会议制度当初的立法目的。

    (四)明确庭前会议动议权与被告人参与原则。 首先赋予被告人、辩护人以召开刑事庭前会议的申请权。目前司法解释已然赋予被告人、辩护人在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下可以申请召开刑事庭前会议,但范围过窄,应赋予被告人、辩护人通过申请召开刑事庭前会议以审议处理程序性事项的权利,而不仅限于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其次根据平等参与的要求,赋予公诉机关通过召开刑事庭前会议以审议处理程序性事项的建议权。再者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按照职权主义的主流传统,根据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需要,应被赋予在案件审理的实际需要的情况下依职权召开刑事庭前会议的权力。特别是在被告人、辩护人不申请、公诉机关不建议,而案件审理又有召开刑事庭前会议的需要时,法院依职权召开刑事庭前会议就显得更为必要。最后刑事庭前会议应以被告人参加为原则,被告人不参加为例外。刑事诉讼围绕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展开,事关被告人的生命、人身自由、财产、其他权利和名誉,按照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被告人参加刑事庭前会议理所当然;刑事庭前会议审议处理的程序性事项不仅事关被告人切身利益,而且有些事项只有被告人才有发言权,另被告人本人参加刑事庭前会议,也可对刑事被告人、辩护人产生一定的道德约束,避免肆意反悔。另外在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应根据案件情形来规定是否可以召开庭前会议。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没有辩护人参加庭前会议的情况下,使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得到保护,真正实现庭前会议制度的立法初衷。

    (五)完善庭前会议的告知程序。告知申请召开庭前会议特别是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开庭审判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公诉机关和辩方有权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召开庭前会议的权利。 同时明确告知召开庭前会议的事由,包括证人出庭、人员回避、证据开示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尽管庭前会议要了解的问题很多,但毫无疑问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应该是庭前会议的中心议题。因此法院应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权在庭审前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陈述其审判前供述系非法所得的事实和理由。法院应当将被告人的书面意见或者告诉笔录在开庭前交给检察机关。法院受理案件后,应主动告知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是否申请召开庭前会议,同时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履行相关义务,在庭前会议中辩方应全部展示收集的证据,杜绝证据突袭情况的发生。在庭前会议中,对于控辩双方决定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据,人民法院可以组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听取控辩双方对在案证据的意见,归纳存在争议的证据。司法实践中,在庭前会议中展示证据时应注意三方面问题:首先不能以证据展示取代庭审举证、质证,故在庭前会议展示证据时,不主张详细宣读证据内容,控辩双方可采取对证据证明事项予以简要概括说明等方式,听取对方意见。其次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以实现通过证据展示简化庭审的目的。人民法院组织展示证据的,一般应当通知被告人到场,听取被告人意见;如果被告人不到场,辩护人要在召开庭前会议前采取适当方式听取被告人意见;如有必要,在庭前会议结束后,应将证据展示的情况告知被告人,确保被告人对证据的知情权和质证权。并在庭前会议中归纳控辩双方的争议焦点,明确法庭调查的方式和重点。通过证据展示,梳理存在争议的证据,归纳争议的焦点。对于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没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在庭审中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其证明的事项作出说明,简化举证、质证,简化质证并非不质证。对于控辩双方存在争议的证据,应当单独举证、质证。控辩双方通过庭前会议展示证据、发表意见后,被告人经过对相关证据的分析评估后,可能会自愿认罪认罚,对此人民法院可以决定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对案件进行繁简分流。也就是说,对于被告人在庭前会议前不认罪,在庭前会议中又认罪的案件,人民法院核实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和真实性后,可以依法适用速裁程序或者简易程序审理。对于被害方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前会议中进行调解。在庭前以调解方式处理附带民事诉讼,能有效促使被告人、被害人达成和解,使被害人尽早得到赔偿。为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轻易进入审判程序,对于不符合开庭要求的案件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分流处理,切实发挥庭前准备程序的过滤功能。根据《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对于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主要考虑到有时经过控辩双方出示证据并发表意见后,人民法院会发现案件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时若不建议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径直进行庭审,一方面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被告人特别是被羁押被告人的人权保障。

    (六)明确庭前会议形成的决定及其法律效力。从庭前会议制度立法初衷的角度来看,法院应尽可能地将各种程序性问题在庭前会议中解决掉,开庭后尽量减少程序争议,并将处理结果形成决定或记载于会议笔录,使之成为后续法院判决的依据。将庭前会议所形成的决定在刑诉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将审判人员就庭前会议所涉及到的与审判相关的问题是否有裁判的权力也一并作出明确规定,这不但有利于法庭的集中审理,还与庭前会议制度确立的初衷相一致。与此同时还要明确会议主持人、地点和形式。首先明确由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主持刑事庭前会议。法官员额制、错案责任终身负责制和审判监督制度为防止庭前预断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刑事诉讼法规定由审判人员主持,由审理案件的审判人员为最直观的解释,加之刑事诉讼法又恢复到全卷移送制,如果审判人员要产生庭前预断,即使不召开刑事庭前会议,在阅卷后也可能产生。其次明确会议地点由法院决定。具体地点不限于法院,看守所、监狱、其他适宜场所均可,由法院根据案情自由裁量。不应拘泥于形式。无论是以会议形式,还是参照庭审的形式,以及其他形式,均以审议处理需要在庭前处理的程序性事项为根本任务。

    (七)契合现行庭审方式,进行适当的改造。刑事庭前会议作为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工作,其构造特征和程序运作方式必须与现行庭审方式契合。在面临诉讼模式转型的中国,刑事审判控辩对抗强度日益提高,应当将庭前会议制度置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规范司法行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宏观背景下,关注制度对未来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可能产生的积极意义。因此很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确认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前会议阶段的程序参与权,如提出召开庭前会议解决与审判相关的问题的意见的权利,确保程序公正。新刑事诉讼法将庭前会议的适用范围局限在法庭就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三类问题,功能定格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的层次上,法庭对庭前会议结果无裁决权;参与会议的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缺乏充分的程序参与权,无法对庭前会议结果施加有效的影响。因此,对庭前会议形成的笔录对各方的法律约束力将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拘束力,不能发挥诉讼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在司法实务中,可能会出现庭前会议制度被虚置的危险。笔者认为,理想的庭前会议模式应当是在具备由控诉、辩护和裁判三方组成的诉讼构造下,参与会议的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通过行使诉权的方式,对法庭就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作出的决定或者是裁判施加积极的影响,使庭前会议形成的结论建立在各方有序、充分的参与的结果的基础上。

    1、允许在庭前会议阶段提出管辖权异议。在庭前会议阶段配置管辖异议权可以有效避免在开庭审理中,被告人或辩护人就管辖权特别是审判管辖权提出异议,而导致法庭审理被迫中止,以顺利推进庭审。

    2、允许被告人在庭前会议阶段自愿认罪。笔者建议在庭前会议阶段除审判人员依职权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犯罪事实的意见并征求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意见外,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在此阶段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书面意见,更重要的是确定被告人在庭前会议阶段自愿认罪的权利,确保被告人充分参与庭前会议,方便刑事审判。

    3、非法证据可以在庭前会议阶段排除。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前会议阶段向法院提出侦查人员存在刑诉法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并提供了相关线索或材料,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法院只要认为这一诉讼请求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就可以在此阶段组织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在庭前会议阶段排除非法证据可以有效避免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请求,法庭不得不终止对案件的实体审理,而解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公诉方要承担举证责任,传召侦查人员及其他证人出庭作证,出示案卷笔录,播放录像资料,以证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等所引发的程序性问题。

    4、允许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前会议阶段对开庭时间,延期审理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提出意见进行协商,以彰显程序的公正和民主。此外,对于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还可以在此阶段提出不公开审理请求。

    (八)确立庭前会议的监督机制。明确检察机关应当对庭前会议的程序和内容进行法律监督,并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先期公告,并可以允许旁听,以增加透明度,形成社会监督,主持会议的审判人员不得参加庭审。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移送案件材料,证据,客观上为审判人员接触案件材料,庭前阅卷形成主观预断提供了机会。为贯彻审判中立实现程序正义,从新法实施的角度而言,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主持会议的审判人员不得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保证庭前会议的公正性。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但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作为应势而生的新生制度,必须确立公正优先,兼顾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定位,立足中国国情和刑事诉讼模式,借鉴他人行之有效的立法经验,进行科学、合理的制度完善,增加可操性,必须不断加强司法改革,以便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提高审判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促进司法公平公正。

   注释

    1、陈卫东《2012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2、刘静坤、杨波《关于构建庭前会议制度的思考》中国审判,2013年第3期、曹振《庭前会议制度的法律思考》法制与社会,2013(5)

    3、王娟《刑事诉讼中庭前会议相关问题探讨》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12)

    4、于洋《庭前会议法律效力初探》法制与社会2013

    5、车明珠《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与程序完善》《法制博览》法律杂谈

    6、高敏《庭前会议程序与非法证据排除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中国刑事庭前审查程序的改革》北京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7、陈卫东、杜磊《庭前会议制度的规范构建与制度适用》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8、王慧《庭前会议制度若干公诉实务问题探讨》载《第八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

    9、闵春雷、贾志强《刑事庭前会议制度探析》载《法律适用》2013年6期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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