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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人民法院如何做好涉家庭暴力家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
——-以MC法院在家事审判中遇到的家庭暴力问题为视角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8/7/26 字体: [大][中][小]

    论文摘要: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家庭暴力直接作用于受害者身体,使受害者身体上或精神上感到痛苦,损害其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家庭暴力发生于有血缘、婚姻、收养关系生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间,妇女和儿童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有些中老年人、男性和残疾人也会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会造成死亡、重伤、轻伤、身体疼痛或精神痛苦。现在家庭暴力已经不是个人问题,而日益成为社会问题。要从根本上消除家庭暴力,就得打破性别角色定型以及男尊女卑观念对个人层面的影响,进而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将妇女问题提到社会层面,通过社会性别文化分析,令妇女反省自身的处境,反省自己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成因,从而激发她们改变命运的动力使妇女看到被虐不是自己错,去除自责。依靠集体力量争取自身权益。笔者撰写本文选取了MC法院2016年至2017年审理的涉家庭暴力案件,从中总结出家庭暴力的特点,现状,以及防治家庭暴力工作存在的困难和不足。结合其他地方反家暴工作的成效和经验,提出优化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 家庭暴力  成因   法律建议

    本论文共计字9723字

    一、家庭暴力的概述

    家庭暴力简称家暴,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以殴打、捆绑、禁闭、残 害或者其它手段对家庭成员从身体、精神、性等方面进行伤害和摧残的行为。

    家庭暴力的特点:

    (一)城市与乡村的家暴案件无明显区别。2016至2017年MC法院审理的涉家暴案件呈现出,县城和农村的家庭暴力案件基本持平,无显著差别的趋势。并且家暴长期频发。2016至2017年MC法院审理的涉家暴案件中,11件案件的受害方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这些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家庭成员,一部分最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很少一部分采取极端手法“以暴制暴”,最终酿成惨案。[1]

    (二)家庭琐事与疑有外遇是家暴的高发诱因。MC法院审理的涉家暴案件中,导致家暴发生的原因有家庭琐事、怀疑一方有外遇、一方性格暴躁。并且采用身体暴力方式的家暴最多,采取冷暴力方式的较少,同时男方酗酒、吸毒、赌博也是导致家庭暴力发生的重要原因。

    (三)男性多为施暴方,女性多为受害方。家庭暴力中女性依然为最主要的受害方。男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不平等,加上女性性别的特征以及男女力量的差异决定了女性的弱势地位,女性在经济、文化和体力上均处于弱势地位。男性在家暴案件中大多扮演着施暴者的角色。家暴主要是丈夫殴打妻子,只有少数例外是丈夫成为家暴的施暴对象。并且施暴方与受害方年龄大多集中在中青年阶段,年龄段相对集中。

    (四)MC法院所在的地方为回族聚居区,家庭暴力发生较少。值得指出的是,MC县作为回族聚居地,涉家暴案件发生较少,这与回族的传统民族文化有关。回族内部具有自己传承下来的纠纷解决机制,家庭内部发生的矛盾多在村落乡邻内部寻求解决途径,由德高望重的长老进行调解,这有效预防了“以暴制暴”行为的发生,也减少了诉讼。

    (五)施暴方学历水平普遍较低。家庭暴力施暴方学历最多为小学文化水平均较低。

    (六)受害方很少对外求助。MC法院审理涉家暴案件中,受害方遭受家庭暴力后多选择不对外寻求帮助,这种消极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不能充分保护受害方自己的身体健康权利,另一方面矛盾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往往诱发再次家庭暴力或者“以暴制暴”,最终导致婚姻破裂甚至酿成家庭惨剧。

    二、家庭暴力的社会现状及危害

    家庭暴力既包括应受刑法惩罚的暴力犯罪行为,也包括应受治安管理条例处罚的违法行为,还包括应受民事制裁的一般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从实践中看构成犯罪应受刑法惩罚的家庭暴力案件只占家庭暴力行为的一小部分,但却属恶性暴力案件,危害性极大,能被社会所关注和对施暴者给予应有的制裁。而其他家庭暴力行为虽然也具有违法性,应受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但却被视为家庭内部矛盾而忽视了它的危害性,客观上起到了纵容暴力行为的后果。由于长期放纵这类暴力行为,导致家庭暴力行为的升级。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还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有多少触目惊心的家庭恶性刑事案件的起因是丈夫对妻子实施的家庭暴力或是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而实施的极端报复行为。因此不管是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减少和消除。惩治家庭暴力是实现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的重要保障,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2]

    三、家事审判案件中反映出的家庭暴力问题的成因

     (一)防治家庭暴力的立法不完善。我国现行对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立法相对分散,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差,有的甚至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很多省份制定了防治家庭暴力的条例或者做出了相关决议,但这些条例或者决议的内容总体上看还是不够具体,不能从根本上为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等负有法律义务的机关单位提供具有操作性的依据和指引,缺乏明确的性质认定和制裁条款。其次在程序法规制层面,在家庭暴力案件处理过程中专门的程序和证据规则并未明确,这样常常导致被害人通过司法途径寻求救济时遇到阻碍而被拒之门外或者加重了被害人的举证负担,造成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等。

    (二)[3]家庭暴力法律救济体系执行消极。在MC县一些农村偏远地区,公安机关的基层部门长期受家庭暴力是家务事的影响,从观念上不够重视,消极处理。造成了对家庭暴力存在相当大的容忍度,导致暴力升级。这里面有家庭暴力法律救济体系不完善的原因。首先我国防治家庭暴力法缺乏可操作性。因家庭暴力案件发生地点的隐私性、封闭性特征,导致家庭暴力案件取证难、认定难、立案难。再者家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是真正意义上进入司法程序的确实不多,导致了法院审判家庭暴力案件的数量和经验不足,社会各界对此的理解和认知也不够充分,支持也不具有实质性,从某种程度制约了法官对家庭暴力案件的有效干预。再者家庭暴力案件的受害人可能基于家丑不可外扬传统观念的束缚,也可能畏惧施暴者的后续报复,而不愿诉诸于法律,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救济或者即使纳入司法程序,也不够配合,态度反复,意志不坚等,这也造成了法院追究家庭暴力案件的加害人责任的困难。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家庭暴力的采信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这些都是完善法律救济体系有待思考的问题。

    (三)有效的执法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在家庭暴力案件中明确了应该履行的职责,但没有规定惩处机制,很难有效的落实到实践当中去,导致了受害当事人难以得到充分的保护。并且这种情况下容易形成不良的示范效应,从而造成家庭暴力干预的执法缺位。应当出警而不出警,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以证据不足不予受理等,使得受害人投诉无门,得不到有效的法律救济,这些都是有关部门执法监督力度不够的表现。同时反对家庭暴力的社会舆论氛围尚未完全形成。居委会、派出所多以调解方式处理涉家庭暴力纠纷,并且没有关注后续事态的演变。反家庭暴力宣传形式单一,宣传范围受局限,且宣传缺乏长效机制。

    (四)家庭暴力举证责任分配不利于主张家庭暴力一方当事人, 法官裁判家庭暴力案件的标准不统一。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上适用。法官在审理涉家庭暴力民事案件时通常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忽略了涉家庭暴力民事案件的特殊性。家庭暴力本身具有隐蔽性,地点多数发生在家里,发生时少有外人看见,也无法直接取证,缺乏直接证据。[4]加之我国的诉讼制度中实行的是一元化的证明标准,涉家庭暴力民事案件中,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是女性,自卫能力较弱,留存证据少,参与诉讼活动时所能提供的证据难以完全证明家暴事实,而多数法官却采用了严格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致使大多数涉家暴民事案件虽有证据证明,但证据缺乏证明力,无法认定为家庭暴力。同时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来细化适用规则、指导司法实践。法官们对家暴认知理解不同,传统教育方式与家暴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认知理解的差异直接影响到证据的采信标准,造成类案不同判。使法官面临尴尬处境。家暴案件是新型敏感案件,按照原有的证据标准很难认定是否具有家暴情节。受害方保留证据的意识较差。亲戚、邻居、朋友顾及双方的人情或者由于劝和不劝离的思想等原因不愿出庭作证。一些派出所民警对家庭暴力的认识不够深刻,在接警之后对类似案件没有作认真细致的记录和适当处理,给法官准确裁判带来了困难。

    (五)感情复杂纠葛,调解难度大。家事类纠纷往往隐藏着长年积累的情感纠葛,传统观念迫使当事人选择隐忍,往往是到了矛盾极端激化时当事人才选择法律途径。纠纷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极易引发当事人产生焦虑、自卑、对抗、厌世等不良情绪,在开庭前后和庭审过程中,当事人在法庭争吵甚至斗殴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各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更难以接受法院的调解意见。加之家事类纠纷案件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之间具有紧密复杂的亲缘、血缘关系,纠纷发生前一般不会提前主动收集和固定证据,也不懂得如何收集证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时如仅根据传统“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难以全面发现当事人的情感、婚姻家庭关系、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及家庭暴力等私密性、隐蔽性较强的关键事实。因而家事类纠纷审理中,举证难度较大,案件事实较难查清或还原,不利于法官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判。鉴于离婚纠纷案件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法官倾向于对首次起诉离婚的案件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导致出现当事人多次起诉离婚的现象。以MC法院2016年审结的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为例,经历2次以上诉讼才解除婚姻关系有624件,其中1件经历4次诉讼方得以解除,一次诉讼解除婚姻的仅16件。离婚后又会衍生出因财产分割、抚养费、探望权等事由继续诉讼的案件。这也导致开庭过程繁琐,审判效率低下。法官保障一个案件有半天甚至一天的开庭、调解时间,工作量大,过程繁琐,庭审效率低下。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当事人进行判后释法答疑、情绪安抚,甚至有的当事人将对对方当事人的不满情绪转移到法官身上,无理取闹、谩骂和威胁,家事法官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六)[5]家庭软暴力现象显现。家庭软暴力,又称家庭冷暴力、精神暴力,不是以直接的肉体打骂对家庭成员进行施暴,而是通过冷漠、歧视、拒绝与家人沟通的态度和行为,对家人进行漠视的一种软暴力形式,通过精神伤害的方式来重创对方。家庭软暴力的伤害性在于其精神性、无形性。如果说暴力是对人肉体上的伤害,那家庭软暴力就是对人精神上的折磨,可以说,家庭软暴力所造成的精神伤害远远大于一般暴力造成的肉体伤害。一般表现为以下几个具体方面:1、情感施暴。表现为态度冷漠、奚落,让对方感受到无言的伤害与折磨。不与之交谈、视其无存,对对方的话语与交谈听若罔闻。家庭环境紧张得令人窒息。2、性施暴。以各种借口故意推脱其应该履行的正常的性生活,目的是通过性手段达到折磨对方的效果,让其处于无性生活的痛苦深渊。3、精神施暴。常常没事找事,干扰对方的正常工作生活,或者经常用谩骂、蔑视、讽刺、挖苦、泄露对方隐私、控制经济来源等手段或者故意放弃是家庭责任,不做家务、不关心孩子的生活和学习,配偶有困难或生病常常置之不理,不尽照顾的义务。经常有家不归,忽视家庭成员中对方的感受。令对方精神受到摧残。

    (七)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实施不彻底。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法院的地位不能得到保障,司法没有完全的独立,是阻碍人身保护令制度在实施的一大问题。加之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和不合理。导致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可操作性。而实践中,受害人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还存有顾虑。各个法院在适用过程中,因理解不同,适用也有所不同,当事人无法获得合理预期。[6]笔者发现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范围过窄。人身安全保护令需依附于离婚案件,不能作为独立的立案事由。人事安全保护令申请人主体仅限于配偶的一方,且内容多是对被申请人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对受害人的救济涉及较少。这就导致性别歧视。这恰与人身保护令的初衷相悖。为此有学者提出,应该淡化人身保护令的地位,逐步使人身安全保护令从家庭暴力防治法的边缘进入中心。同时也易造成程序易被滥用。因为人身安全保护令极易被启动,在倾斜保护模式下申请很容易被批准。适用条件也宽泛,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也会使一些人违反制度目的地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部分受害人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目的不是基于自身被现实侵害而只是希望快速获得对子女的监管权;也有的受害人试图利用司法上的倾斜偏向、无偿支持以获得不当利益。同时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由人民法院监督执行,对于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相关规定,视情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或者告知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这样的执行规定过于原则,对于人民法院如何监督执行,公安机关如何协助保护,两机关各自的职责、分工,采取何种措施都没有详尽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不尽相同,给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际执行带来困难。同时,以离婚诉讼为前提条件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失去了事前救济途径的真正含义以及在实际案件中立即保护受害者避免不法侵害、人文关怀的作用。所以申请民事保护令数量少。对许多家庭暴力受害者而言,知晓度太低,从而不能及时有效的利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自身。此外,也有许多家庭暴力受害者是因为惧怕申请人身保护安全令之后会引来更严重的暴力而不敢申请。

    (八)反家暴庇护机构亟待完善。目前反家暴庇护机构主要由妇联牵头建立,挂靠在民政部门。反家暴专业救助团队仍然缺乏。实践中,妇联、民政部门的常驻救助人员很少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专业技能匮乏,而专业人员多以自发性的学生、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为主,工作缺乏持续长效性。此外现有反家暴庇护制度只能定位为“临时”庇护,缺少相应的回访机制。

  四、人民法院做好家事审判优化反家庭暴力工作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提高法律干预效果。解决家庭暴力的根本办法是完善立法。现阶段要完善法律中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威慑力是重点,主要是将防治家庭暴力的程序性规范和实体性规范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明文界定家庭暴力的定义。以释义与列举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对家庭暴力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界定。从某种意义上,比完善的立法更为重要的是完善的司法,再完善的法律也需要通过司法来实现,而且完善司法相对于完善立法见效更快。利用好现有法律,创造成功判例,推进完善立法。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就更要用足用好相关法律规定。在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以最高人民法院判例的方式,确定相应的裁判规则,以对现行立法的空白和不足进行弥补,推动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完善。

    (二)[7]建立网格化多元调解和反家暴联动机制。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反家庭暴力工作,成立反家暴工作小组及办公室,负责反家暴工作的综合协调、研究指导和推动实施,并且定期召开反家暴联席会议。法院与妇联共建“工作室”,由妇联委派具有心理学、法学等专业背景的人员常驻工作室,协助法院做好离婚纠纷当事人调解、心理辅导、家庭教育等工作,进一步增强案外辅导工作的力量。同时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和进行法律宣传的机构。教育水平低下也是家庭暴力产生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水平低下,导致解决家庭矛盾的手段简单化,很容易诉诸家庭暴力,另一方面,教育的问题也影响了受害人对于自己合法权益的认识。很多受害人并不知道刑法关于家庭暴力的惩罚条款,不知道家庭暴力也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应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合新闻媒体,进行反对家庭暴力的宣传。这种宣传不能流于形式上的发放法律读本,进行一两次普法教育。应包括尊重公民权利的意识、对家庭暴力处罚的案例、国家的相关政策、重点家庭暴力的报道、家庭教育的方法等,从而使全社会都能关心家庭暴力、关心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同时社会调解机构应发挥作用。并严格划清社会调解和司法惩罚的界限。社会调解的适用对象主要是不构成家庭暴力犯罪的家庭纠纷,从而使家庭暴力能化解在初级的阶段,对于严重的家庭暴力犯罪,必须强调司法介入,通过司法机关的惩罚,使施暴人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目前已有一些民间组织建立的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帮助的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援助对象不能涵盖所有生活困难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同时援助机构还受资金来源、专业人员不足的限制。因此我国应尽快在政府的支持与指导下,建立各种针对不同受害人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从而更好地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利益。避免联动成员各自为战的问题,解决“九龙治水”的困局。

    (三)注重提升法官审判业务素质,统一法官对反家暴工作的认识。加强培训是一项长期任务,定期加强法官反家暴业务培训,提升法官对反家庭暴力的认识水平和业务素质,加强系统内部反家暴经验交流,推进与高校合作,聘请知名反家暴教授为法官授课,使法官掌握国内外关于反家暴的先进知识,增强法官们的反家暴理论水平。此外反家庭暴力法作为新法因缺少司法解释和实施细则导致法官们的裁判标准不统一,也是差异审判的原因。这就要求尽快出台司法解释,特别是对“现实危险”“骚扰”“接触”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界定。为此,各级法院应该畅通新法的实施问题反映渠道,高院和中院做好业务指导工作,确保反家暴相关法律的顺利实施与完善。并充分考虑家事纠纷当事人的伦理、情感和道德问题,完善家事纠纷心理干预、人身安全保护令、离婚冷静期等机制,探索构建符合新时期家事纠纷特点的审判模式,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以司法体制改革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为契机,根据家事案件的特点设置专业化的审判法庭,在法院内部抽调生活经验丰富且较耐心、善调解、懂心理的员额法官负责审理,聘任社会经验丰富、公道正派的家事调解员负责诉前纠纷化解,配置家事审判专业化团队,通过“挖潜+借力”,力争做好、做精家事审判。

    (四)[8]培养受害人证据搜集意识,建立反家暴诉讼证据制度。加强法院对家暴受害方收集证据的指导。发生家庭暴力时,双方可以协商解决的,可以请求妇联或居委会负责人到场调解,在施暴人书写保证书或者悔过书时给予录音录像。以便以后这些调解人的证言可作为证人证言用来认定家暴事实。家庭暴力情节较为严重的、情况紧急的,受害方应立即报警,出警记录和询问笔录可以作为日后认定家暴的证据。同时受害方可以到医疗机构进行诊断,保存病历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此基础上建立明显有利于受害人的证据制度。允许使用传闻证据或间接证据,降低受害人的证明标准。受害人陈述的可信度高于加害人,加害人的悔过、保证可成为重要证据,未成年子女的证言可以视为认定家庭暴力的重要证据,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可以作为裁判的重要参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组织相关的记录与证明可以作为认定家庭暴力发生的重要证据,并扩大人民法院调取、收集相关证据的范围,承认非语言信息对案件事实判断的重要性。同时建立法院和公安机关协同承担的执行机制。为方便执行,法院应将人身安全保护令及时送达申请人住居所辖区或有执行权的公安机关,至于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分工,对房屋及其他不动产进行使用、收益或者处分以及金钱给付的保护令,可以作为民事执行依据,由法院依申请执行,公安机关协助执行。与此同时分化证明标准,适应涉家暴民事案件的特殊性。涉家庭暴力民事案件不应等同于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在涉家庭暴力民事案件的审理中,应根据当事人不同诉求确立不同的证明对象,划分不同的证明标准。当事人以家庭暴力为理由提起离婚诉讼的,会潜在影响到后续的抚养权归属、财产分割、损害赔偿,应举证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实;当事人以存在家庭暴力为理由请求变更抚养权的,应举证证明未成年人现有家庭环境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实;当事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应举证证明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实;当事人请求法院作出人身保护令的,应举证证明至少存在家庭暴力的威胁。同时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案件更注重的是对相关人员人身安全的保护,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更符合立法初衷。区分不同诉求设立不同证明标准,对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的有效运行都有着重要意义。也减轻了当事人举证责任,明确了认定事实过程。由于在涉家庭暴力民事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直接关系到认定家庭暴力的事实,如何科学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是解决认定难的关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是把举证不利的后果转嫁给被告,但是在诉讼中让被告证明自己没有施加家庭暴力,比让原告证明对方施加了家庭暴力要更难,因为被告不可能通过证据穷尽家庭暴力行为未发生的全部可能。其次,司法要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但是也不能置被告的合法权益于不顾,举证责任倒置就把举证难的难题推给了被告,而且是难上加难,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原被告在诉讼中的平等地位。其次,主张家暴事实的一方当事人举证难不是豁免其举证责任的理由,而且举证责任倒置容易被原告利用,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在减轻当事人举证责任的问题上,应该适用一定条件下的举证责任转移。这里的举证责任转移不同于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的转移是转移当事人提出证据的责任,主张家暴事实一方仍要提出初步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如不能提出初步证据,败诉的不利后果也仍由主张一方承担。在涉家庭暴力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主张家庭暴力的事实并提出证据视为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这里举证责任完成的标准是,当事人提供充分证据足以证明主张的事实或形成证据优势,或根据基础事实能够推定主张事实的存在,或陈述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或主张事实已被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确认。被告否认需提出反证加以证明,如果虽否认原告主张但无反证,法官根据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作出判断,可以推定被告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实。另外,推定的情况应包括举证妨碍推定,即原告证明有关键证据在被告处无法提供,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也可以推定家暴事实成立。

    (五)[9]明确承认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身权请求权的特殊实现方式。既然人身安全保护令是人身权请求权的特殊实现方式,接踵而至的问题是在实体法上,须理顺人身安全保护令和人身权请求权的关系。明确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私法地位;另一方面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建立系统化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笔者认为,这种立法模式作为人身权请求权的特殊实现方式,人身安全保护令应在民法典中拥有一席之地,籍此可以丰富人身权请求权的内涵、拓展其立法空间,克服我国立法偏重宣泄人身权而忽视权利具体实现机制设计之缺陷。这就需要于民法典之外以家庭暴力防治法对其做出全面、具体的专门规定。在程序上,人身安全保护令既可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中,也可以成为独立的程序。立法应承认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的独立性,建立包括一审、二审、执行、撤销、变更等在内的完整的、独立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程序机制。

    (六)明确遭遇家庭软暴力处理方式。一旦发生家庭软暴力严厉警告对方不可以发生第二次。遇到家庭软暴力时应尝试进行沟通,把自己所受的委屈与伤害通通告诉对方,让对方感受一遍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并警告对方不可以发生第二次,沟通时不要害怕破坏夫妻关系,容忍往往并不能使得他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可能最终适得其反。当受到家庭软暴力并且沟通不良时候,可尝试让这“共同的朋友”来帮忙出谋划策,通常在事情发生后感性会压过理智,这时候思考的解决方式并不一定是可行的,若朋友出来安慰并挺身帮助,或许能给予夫妻沟通一个良性的助力。若因为夫妻自家事而无法向第三人启齿,但事件也尚未解决时候,可咨询权威机构、心理专家、妇联协会等,同时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和妇女地位的不断提升,加之男性男子汉气概的日益缺损,男性也越来越成为家庭软暴力的受害者。因此,公众一方面要关注家庭软暴力,更要关注日益严重的男性成为家庭软暴力的受害者这一客观事实。

    (七)完善反家庭暴力的杜会综合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在反家庭暴力中的作用。家庭暴力行为虽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它涉及到的问题往往不仅仅限于家庭成员的范围之内,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不仅会威胁家庭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还会影响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所以作为具有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职责的政府,对于家庭暴力行为,就需要针对具体情况来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加以管理和控制。为了更好的发挥政府在反家庭暴力中的作用,笔者建议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反家庭暴力委员会;乡镇一级政府设立反家庭暴力专员,解决家庭暴力问题。此专门机构的设立,为政府依法开展反家庭暴力的活动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可以提高政府在反家庭暴力工作方面的效率;可以对全社会的反家庭暴力活动起到很好的组织和协调作用,为处理反家庭暴力方面的纠纷以及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对家庭暴力施暴人的矫治提供有效地组织保障。并充分发挥社区、街道办事处、居(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密切关注社区内家庭暴力的分布和发生情况,在家庭暴力出现时,第一时间介入,及时进行调解和处理;并建立一整套对家庭暴力行为行之有效的调解机制,确立针对不同家庭暴力情况的调解程序、跟踪途径等,争取做到既能及时疏导,防患于未然,又能对一般家庭暴力纠纷及时处理,防止暴力升级。充分发挥妇联在反家庭暴力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妇联可以联合有关部门建立各种协调机构,加大解决问题的力度;与法院建立“维权法庭、妇女投诉受理中心”报警服务网络等救助机构。为广大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服务。

    (八)[10]建立被害人寻求庇护和物质帮助的机构或场所。切实保障家庭中弱者的人身权益,国家应建立物质帮助的机构,为受害人寻求法律的帮助和支持,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提升庇护机构服务质量,实现庇护价值。首先在庇护机构设定方面,应当加强组织机构的安全性,促使受害方建立对组织机构的信任。各庇护机构要相互合作,对受害方给予跨区域的保护,建立符合受害方需要的组织机构。另外,在庇护机构职能方面,不仅要提供基本食宿,而且要提供人身安全、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医疗服务、技能培训和教授反家暴技巧知识等方面的实际帮助,特别是重视受害方的后续服务,必须跟踪受害方归家后的情况,防止家暴在再次发生。

    (九)建立有效的反家庭暴力执法监督机制。从干预前和干预后分别进行监督。尽量避免各部门的互相推诿,对举报的家庭暴力案件,公检法每个阶段的处理方法都争取做到向公众负责,向受害人负责,向所有的参与机构负责,在保持各机构工作独立性的基础上,确保机构为实现这些目标在工作上又是协同配合、协调一致。对于未履行职责和法定义务的国家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导致严重后果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也可以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的处分。而对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相关部门给予不同形式的奖励。通过建立干预前监督和干预后监督,内部和外部监督,从而形成有效的反家庭暴力执法监督机制。

    (十)尊重公序良俗原则,加大宣传力度。相较一般民事纠纷,家事纠纷更多关涉个人情感、公共道德、社会伦理等因素,无法仅以严格的法律条文来裁判。法官应尊重公序良俗,在案件审理中注重个别调整和个案的特殊处理,综合权衡当事人的情感、道德、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因素作出裁判。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除涉及个人隐私的外,加大家事类纠纷审判力度,形成示范诉讼效应,传播和谐家庭观和正向价值观。 

    结语

    家庭暴力是长期存在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司法介入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寻求庇护的最后防线,《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和实施,意味着我国在反对家庭暴力的工作上迈出了一大步,是反家暴事业的里程碑,法官应积极调动审判智慧,进行家庭暴力相关知识的培训,统一对家庭暴力的认知,提高审判的专业性。为更有利的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加强《反家庭暴力法》的宣传力度,提高人民素质和法律素养,尽最大可能克服困境。

    注释

    1、杨晋玲《权利的享有与对权利的救济—兼论我国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必要性》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

    2、龚明辉、刘程杰《构建反家庭暴力的司法和社会干预模式初探》法制与社会,2014,(7)

    3、朱珊珊《我国家庭暴力问题的现状及立法的完善—从推动反家庭暴力单独立法角度》安徽大学2012

    4、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2001

    5、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

    6、余巍《反家庭暴力中民事保护令制度探析》新民论点2009年7月24日访问

    7、高凤仙《家庭暴力防治法规专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8、陈明侠《家庭暴力防治法基础性建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邓蔚霞《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瓶颈和出路―以我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为视角》地方立法网、孙妍《浅谈人身保护令制度》2007、周伟《保护人身自由条款比较研究》2004、崔俊杰、范 毅《宪政维度的人身保护令制度》2006

    10、王凤仙《反抗与妥协—家庭暴力受害者个案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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