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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乡村振兴战略中人民法院如何发挥作用的思考
——-以MC县法院服务和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视角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8/11/22 字体: [大][中][小]

    农村是地区发展的关键,目前传统的管理模式向全方位的社会治理转变,农村地区面临的困境更大,不仅需要乡镇基层组织执政理念产生变化、对原有的权力进行重新整合,还需要将潜在的、可能参与社会治理的元素激活,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和国家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等战略目标。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不仅有助于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而且也是实现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內在要求。

    但随着“精准扶贫”活动的深入开展,村级基层组织自身能力不强、干部素质不高、履行职能薄弱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怎样让“精准扶贫工作”活动的推动促进作用产生长期效应,农村基层组织如何从依赖外界帮扶到依靠自身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结合参加精准扶贫工作队驻村工作的实践,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各位同仁共研。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

    (一)[1]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意味着中央对乡村的发展寄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意味着农村发展战略提高到了史无先例的战略高度。该战略中的关键词之一是“振兴”,区域是乡村。纵观中央提出的区域发展战略中,迄今为止,仅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用了这个词。所谓的振兴,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振发兴举,增强活力”。十九大报告阐述的振兴,决不仅仅是解决贫困的问题,这一新的重要论述丰富了乡村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与扶贫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有联系的,是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的承接。乡村振兴战略具体表现在:发展理论上,要改变城市偏向农村的发展思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总体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产业发展方面,既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又要努力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业发展尤其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要实现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尤其强调加强农村基层的基础性工作,强调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此外,还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壮大集体经济。推进农村主体发展方面,要实现农民生活的富裕,尤其强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并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农地产权制度变革方面,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主导力量上,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二)乡村振兴战略与法治保障的关系。十九大报告用了八个“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举措。其中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战略布局,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振兴乡村战略当属战略布局范畴,法治保障则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目标的重要内容。振兴乡村战略与法治保障是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振兴乡村战略是促进法治进步与发展的动力和措施,法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稳定基础;振兴乡村战略是农村发展和解决社会主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法治环境的营造是确保这一重要战略顺利实施的可靠保障,也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如何处理好振兴乡村战略与法治保障的关系,是我国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的新任务和新课题。正确处理振兴乡村战略与法治保障的关系,要根据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而有所侧重,最重要是要坚持把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把发展的速度、法治效率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乡村发展,通过乡村发展促进法治向前迈进。

    二、当前乡村振兴战略中基层组织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村党支部和党员队伍建设存在明显短板。村党支部民主集中制落实不够,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人担任现象比较普遍,权力相对比较集中,村中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行政色彩较为浓厚,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成员聪明才智、汇聚大家智慧力量还有不足。党员队伍建设滞后,党员队伍结构老化,党员素质参差不齐,部分党员党性观念不强,服务群众的宗旨意识欠缺,工作中常常表现出一事当前考虑自己利益较多,考虑集体和群众得失较少,有的党员虽然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觉悟和所作所为还不如普通群众。执行党组织的工作制度和纪律要求不严,对部分党员违规违纪、行为失范视而不见,不敢管、不会管、不愿管的问题较为普遍,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年轻人中打工挣钱、关注自己小家庭过上好日子的意识较强,加入靠近党组织带领其他青年和村民脱贫致富改变面貌的动力不足、愿望不强,部分青年比消费、图享受、不进取,等靠的思想较为严重,缺乏青春活力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二)[2]农村基层干部素质不高能力欠缺。部分基层干部理解掌握政策、落实执行上级指示精神能力不足,结合本村实际落实工作部署思路不清、办法不多,面对较为复杂的问题不知从何下手,工作抓不住重点,收效不明显。管理方式方法简单粗暴,决策议事能力明显不足,对待上级的要求只会简单地照搬,不能很好的领会精神实质。有的干部秉公办事,服务群众的意识不强,遇到优惠政策或有什么好处的事,不能从大多群众角度出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能否优先享受。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不够,办事效率不高,综合协调能力弱,依赖和等靠要的思想较为严重。同时目前对基层组织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培养还未形成完整系统,培养的主体责任落实不够,培训的针对性不强。特别是部分村委会支部书记本身竞争选择性不足,能力素质存在欠缺,自身威信不高,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自发成长现象较为普遍,存在重使用、轻培养的问题。上级组织提要求多、搞培训少,造成部分村工作成绩上不去,自身信心、积极性受挫,进而影响其在基层组织中核心作用的发挥,甚至自暴自弃撤手不管,致使部分村级组织逐步滑向软弱涣散组织。农村基层干部特别是村“两委”干部学历普遍不高,文化层次较低。以孟村法院帮扶村为例:本届村“两委”干部7人中,中专学历仅有1人,初中学历1人,其余均为小学文化程度。而以往村“两委”干部学历层次更低,基本均为小学文化,甚至有的是文盲。与此同时,由于农村基层干部身处一线、工作末端,实际工作千头万绪、疲于应付,难以抽出专门时间外出学习,参加继续教育的机会不多,影响能力提升。农村基层干部后备力量储备不足。农村基层组织党员、团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尽合理,党员年龄普遍较大。党员老龄化现象严重。另一方面青年党员、团员的数量规模跟不上更新的需要,双重压力导致基层后备干部储备显得较为紧迫。再加之农村基层干部待遇保障普遍较差。农村基层干部所承担的工作责任与所享受的工资待遇不成正比,工资收入普遍偏低,发展空间受限,付出与所得形成明显反差。而日常工作中却需要承担包括维护稳定、发展生产、学习教育、村民管理等诸多任务,经常白天开会工作、夜间值班巡逻,常常无暇顾及自家农业生产,往往觉得当村干部不划算。加之农村基层干部没有编制、没有上升通道、没有相应的退休保障,致使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村民不愿当村干部,已经当上村干部的辞职现象也较为经常。

    (三)农民法治意识比较薄弱,用法意愿较低,面临“有法不用”难题。农村法治建设基础薄弱,起步较晚,农民仍以传统道德观念和习惯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村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比较淡薄,整体的法律素质普遍偏低,未形成村民普遍知法、守法和尊重法律的良好社会氛围。农民鲜与司法人员打交道,对法院的性质和职能认识少,甚至存在偏差。[3]农民的法律知识十分缺乏,法律素养有待加强。守法意识是农民法律素养的直观表现,农民的法律素养高,就会主动遵守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当前影响农村治安的行为普遍存在,其中最为普遍的偷盗行为占农村违法行为的一半以上。其次是打架斗殴行为、赌博行为,这三种违法行为比较突出,还有家庭暴力等。农民在遇到违法行为侵害合法权益时,很少借助法律的力量来维权,大多是采取以暴制暴或者乡老协调等,这从客观上难以节制农村不法行为蔓延。严重的话使农村造成混乱,这样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同时无讼意识根深蒂固,“能忍则安”的观念很浓厚。因对“无讼”理想的追求,形成了民间的纠纷主要采用民族习惯法处理的解决方式,没有人想到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农民们不知道怎样进行诉讼,大多数民众认为诉讼是找麻烦。诉讼意识是社会主体的诉讼行为态度和诉讼价值观念的总称,反映了公民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农民遇到纠纷还不习惯运用法律走诉讼维权之路,首先想到依靠权力管制、人情关系或者是采取“忍”的态度,要么干脆采取“武力”措施,还有不少农民认为“找熟人疏通关系和上访”比向法院起诉打官司更有效、更快捷,只有看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会选择诉讼,除非万不得已,一般不会主动用法律来解决纠纷。农民很少涉诉,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合法权益没有被侵害过,而在于农民群体习惯借助调解或私了等方式解决纷争,息事宁人的心理与对诉讼的排斥行为,使得农民对具体诉讼法律和程序缺乏起码的认知,对诉讼具有遥远感。

    (四)法律信任度比较低。农民对法律的重视与信任度虽然有所提高,但对法律仍有遥远感和不认同感,对法律缺乏信任。从农民对权与法关系的认识能够反映出其现代法律意识水平的高低。农民“权力至上”的人治传统观念依旧浓厚,农民对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缺乏信任。认为是法律的低效无用,这反映出基层法律运行环境较差,执法、司法不公与权力滥用严重影响了农民对法治的信仰。基层执法与司法人员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能正确处理言与法、情与法、权与法的关系、不能严格依法办事的行为,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律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这种不容乐观的法治环境使得法律在农民眼里执行走了型,致使农民产生了既想依靠法律又不信任法律的矛盾心理,农民不能真正体会到法律的有效和亲切,从而造成了对法律的不信任,更不用说在用法律来维护合法权益。加之畏法息讼意识不强。农村地区父权思想仍然存在,都是一家之主说了算,妇女权益受到侵害了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有的农民认为天高皇帝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封建传统普遍地影响和制约着当前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导致他们的法律意识很难提高。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农民对国家法律看到更多的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认为法律的主要职能是镇压,把法律看作是一种惩罚工具,而相对忽略了法律同时还具有权利保护的一面。所有这些国家法律制度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鸿沟,阻碍了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美丽乡村建设法治化进程的推进。

    (五)[4]社会文化生活滞后。农村地区的法律文化形态与整个社会文化形态息息相关。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乡村文化生活贫乏。在农村有的地方文化环境较差,文化设施极为缺少,文化活动层次不高;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不健康录像泛滥,严重地毒害了社会风气,黑恶势力横行的治安状况,使农民缺少安全感。在这些不良环境影响下,农民难以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的法律意识。尤其是看到现实的强势人欺压弱势群体的情况,更让他们觉得法律的无助。宁愿信天而不信自己,不信法律。

    三、人民法院在乡村振兴战略发挥作用的建议

    (一)加强农村法治化建设,营造法治环境。提升乡村振兴的法治水平在于农村的法治化建设迫切需要加强。加大农村法治宣传建设。基层法院可以利用其专业性,专门设立一个具备权威性的“普法”公众号,从帮助农村群众解决利益诉求出发,定期在公众号内推送典型案例、最新涉农法律知识,给予其诉讼指导;还可以实行定期普法宣传,由基层法院下设的乡镇法庭按照管辖范围确定普法宣传范围,定期在其所负责的乡镇进行事关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老年人权益保障、劳动就业保护等案件多发类型方面的诉讼程序的指导;还可以通过村委的“大喇叭”及公告栏,对维权方式、维权部门、所需证据材料等内容进行引导,建立基层法律信仰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过程中知法守法会用法;[5]加强农村司法建设。农村居民难以及时接受到优质法律服务是其法律水平相对较低的瓶颈,在乡镇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安置便民诉讼一体机协助村民查阅涉农案件最新政策、法律法规,畅通农村的司法渠道,使得农村居民更加便捷、高效地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能做到以良法规范和引领乡村有序发展,营造公正、法治、和谐的社会环境。还要改变农民以往对法律不信任的观念,将现代法治精神转化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农民观念变革是引导农村形成法治文化、实现农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关键。农民群体观念的变革应树立“法律至上观念”,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要求法律适用上一律平等,坚决排斥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要求通过法律机制促进公民的权利,并且要创造一个正常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些条件下得以实现。加大普法力度,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加大普法力度是必须的,首先在普法内容上要尽量贴近农民的实际生活,具体针对农民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法律需求。同时要改变普法中偏重刑法的现象,既要使农民懂得自己的义务,又让农民了解其依法享有的权利以及如何正确行使和保护。其次在普法形式上,要避免说教方式,而应形式多样。采用巡回审判,以案说法,发挥司法部门的法制教育功能,向广大农民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二)提高基层组织能力素质。[6]要把配齐配强支部委员作为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在选好支部“带头人”和村党支部班子上下功夫,继续加大大学生村官、退役士兵、志愿者等多渠道加强基层组织干部队伍建设力度,通过多方调查了解、征求意见、与群众谈心谈话等方式,把年纪轻、敢负责、有经验的党员纳入到支部委员当中。要充分发挥县乡党委配备、培养村党支部书记、配强支部班子的主体责任,牢牢把握村“两委”班子换届选举这个关键节点,认真履行管党治党的重要责任,注重建立健全村级组织后备干部队伍,在实践中摔打锻炼考察干部,通过严格把关,真正把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人品可靠、能干事、想干事、能干成事的基层干部选拔到支部班子里来。要加强对支部班子成员特别是支部书记的培养,舍得花时间、花精力、花经费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强思想、教方法、理思路,不断改善支部成员结构,提高素质和能力,提升村支部、村委会的威信,增强村党支部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研究探索加强村干部成长进步及待遇保障的有效机制,创新优秀村干部进入编制的渠道,提高村干部工资待遇的标准,建立收入逐年增长的正常机制,改善村干部发展受限、待遇偏低的窘况,形成村干部干事创业的良性循环。同时激发基层组织自身活力。要准确把握乡镇党委、驻村工作队和村党支部的职能定位,合理确定三者的职责分工,形成乡镇党委切实发挥主体责任抓班子带队伍、工作队监督指导、村党支部落实执行的工作思路,健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规范性意见,完善村党支部建设的职责要求、考核办法、奖惩规定等制度措施,不断激发村党支部自身建设的活力。要协助村党支部着力抓好支部的工作规范,协助指导村“两委”制定党支部、村委会工作制度、支部及委员工作职责,对支部成员进行工作职责、党务知识等方面的培训。要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升国旗、重温入党誓词、专题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活动,强化村党支部建设,调动农村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共同打造服务群众,抵御极端势力,脱贫攻坚的坚强堡垒。要丰富支部活动形式,通过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体赛事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激发广大党员创先争优的活力。要建立对部分生活困难农村党员的关怀慰问机制,帮助党员克服身体病痛或生活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增强党支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要把党员、团员队伍建设作为管长远、管根本的重要工作,长期坚持抓紧抓好。支持鼓励广大优秀团员和积极向上的年轻人向党团组织靠拢,将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作为下一步培养发展对象,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壮大党团员队伍,筑牢基层执政基础。要注重提高党团员的综合素质和办事能力,强化对无职党员、村干部等后备力量的教育培训。重点进行坚定政治立场、维护团结统一、法治宣传、强农惠农政策等内容的学习教育。为党团员、村干部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文件精神,提高服务群众、开展工作、办事创业的能力奠定思想理论基础。要有针对性的强化专业能力培训,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党务基础知识,掌握现代管理和科学技术,掌握开展农村、农民工作的方法,提高综合素质和处理各类问题的能力,从而适应时代变化提出的各项要求。

    (三)[7]规范村务管理,加强基层组织制度建设。要按照基层组织建设的要求,规范用制度管人管事的长效机制。党支部要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把公共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各种制度程序。村委会要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和“一事一议”等制度。完善对党务、财务、村务的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规范管理、强化监督,确保村级事务依法依规、公开公正运行。团支部、妇代会也要按照相应的要求,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各项规章制度,改变以往拍脑袋决策、一人说了算、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游击习气,用制度规范来保障工作开展,提高教育管理青年、妇女群体的质量和效率,逐步形成按制度和规矩办事的长效机制和良好氛围。

    (四)把法院审判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妥善处理涉农案件。延伸审判服务,建立多元化化解纠纷机制。通过多渠道、多元化化解纠纷,建立以基层法院为抓手,多种社会力量介入庭前调解、判后服务的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更能实现调解效果的最大化,提升司法权威。[8]要有针对性地审慎化解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引发的新问题、新纠纷,助推农业农村农民经济健康发展。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围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认真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保障农民“耕者有其田”积极应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生的矛盾纠纷,在依法维护农民应有财产权益的同时,助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严厉打击贪污、挪用扶贫资金及扶贫项目建设中的职务犯罪,保障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脚踏实地践行为民司法,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的向往作为基层法院工作的目标,着力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乡村振兴着眼于“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目标,大力开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工作,从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入手,拓宽农村妇女儿童、空巢老人、外出务工人员权益保障平台,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贡献司法力量。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为契机,加大对基层人民调解员、诉讼联络员以及行业调解组织的工作指导力度,不断提高基层自治组织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水平,切实发挥基层自治组织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中的应有作用。努力践行为民司法、公正司法主题,大力实施巡回办案、登门立案、司法救助等便民利民措施,经常深入乡村以案讲法,高度关注少数民族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积极为各族群众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努力打造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将调解贯穿于办案的始终,把维护各族群众利益作为司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提高调解率。完善诉讼服务窗口建设,加强了窗口服务,提供全方位诉讼指导,方便各族群众诉讼,引导正确表达诉求。认真落实司法救助措施,加大了贫困群众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司法救助力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充分认识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发挥政府法制工作作用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学习领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乡村振兴的指示精神,协同推进,实现乡村振兴和谐发展。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抓法治政府建设就是抓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发挥职能作用,以依法行政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确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各项举措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落实,坚持法治为本,强化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农业支持保护、生态环境治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权威地位,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五)[9]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加强乡村振兴重点领域立法工作,把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充分发挥立法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保障和推动作用。紧密结合实际,进一步夯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堡垒,在实施特色农业强优、生态环境优化、文化繁荣兴盛、治理能力提升、脱贫惠民富民、体制机制创新等“六大工程”中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配套制度,在组织、规划、政策、金融、人才、法治等“六大保障”中提供制度支持。法制部门要在地方立法中积极推动民族传统村落等的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建设、特色村寨建设、传统手工艺产业化等涉农地方立法,完善政府规章“立、改、废、释”制度,及时清理、修改、废止不符合乡村振兴战略法规政策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或者不一致、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政府规章,进一步加强政府规章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政府规章的含义和适用依据,确保政府规章全面正确实施。

    (六)突出城乡规划法引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规划法治保障。通过实践调查各村由于管理没完全到位,“两违房”、房屋“长高长胖”较普遍,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下步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部分村也未能根据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发展特点、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对全村的发展作出一个合理的定位。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自然要“规划先行”。要结合实际做好乡村建设规划,宣传上做到横到边、纵到底,不留死角,做到家喻户晓;执行中实现凡违反该法的建设一律依法强制拆除,肃清乡村建设障碍,建设美好农家。完善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规划均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同时应当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村民意愿,体现地方和农村特色。以及对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防灾减灾等的具体安排。产业和村庄发展要尊重规划方案,按规划要求有序发展,并将规划方案在醒目位置进行公示,在群众中形成发展共识,做到有的放矢。鉴于有的村仍处于“原生态”的传统发展模式,要结合规划和本地实际对村级经济发展重新定位,重点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建立以土地使用权为股权、以土地数量为股份的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立土地股权交易中心,方便土地股权流动和转让,做到退股不解散合作社,加快土地流转速度和土地集中程度,大力发展以家庭、村庄为核心的农庄经济和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突出山水相依、园林映衬、休闲养生、旅游度假和民俗文化等特点,避免“千村一面”。

    (七) 加大村规民约执行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村民自治保障,振兴乡村战略,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保障,是实现农村农业现代化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保障。[10]要全面依法推进乡村治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通过德治着力预防和减少乡村矛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乡村发展稳定中遇到的问题;加强乡村自治,引导农民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提升农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水平。各村民委员会还要倡导全体村民或通过村民代表会议适时修订村规民约并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村规民约为补充积极开展村民自治,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乡村治理模式。村规民约是指农村居民群众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依照村民集体意愿,结合本村实际并经过民主程序而制定的涉及维护村级公共秩序、社会公共道德、村风民俗、治安管理、精神文明等方面的约束村民行为的一种综合性制度。村规民约作为村民共同认可的“公约”,是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是实现村民自治、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也是国家法律法规在最基层的延伸和补充。通过民主的手段制定,让群众亲自体验;只有通过加大宣传,让群众清楚明白;只有通过积极引导,让群众亲自参与。乡村治理才会变得有理有序,乡村振兴才会早开花早结果。

    (八)用好用活宣传好刑事治安制裁,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严厉的法治保障。俗话说“不依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都要靠严格的制度和严厉的法律作为后盾和保障。众所周知,在所有法律制裁中,唯有刑罚是所有法律制裁中最严厉的处罚手段。所谓刑罚,就是国家创制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特殊制裁方法,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并且表现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并起到改造罪犯、保护社会和警醒世人的作用。[11]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振兴乡村过程中,难免会有部分不法分子会产生贪婪之念而从中作梗,甚至会故意损坏国家、集体财产或故意损害乡村振兴建设成果,也可能有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或非法占有村级财产。若有上述事实发生,就要靠司法部门运用刑法的、治安的手段来维护好发展秩序,筑好最后一道防线,落实好最后的法治保障。凡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有违反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人,绝不姑息养奸,严格执法。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损害乡村振兴战略的行为出现,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自己认定的方式处罚犯罪,坚决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惩治并威慑犯罪,依法保护人民重要生活利益和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好社会秩序稳定,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供强有力的刑法和治安法治保障。并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要紧密结合法院职能,深入农村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要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重点针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以及农民群众迫切需要的法律知识,深入农村进行法制宣传和法律咨询,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树立文明诚信、遵纪守法等观念,增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

    结语

    总之,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依法治国、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要始终秉持司法为民工作主线,自觉将乡村振兴战略融入法院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民生来谋划、来落实、来推进。要围绕中心,把握融合发展“结合点”。抓牢融合发展“关键点”。针对农村工作中遇到的难以解决的疑难问题,以“订单”方式委派资深法官进行“集体会诊”,分析原因,对症下药,合力解决。依靠创新,瞄准融合发展的“切入点”。立足服务,紧扣融合发展“着力点”。不断完善司法便民利民工作机制,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法院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勤思便民之策,笃行利民之举。创新司法为民举措,更好地满足村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探索出一条能真正提升乡村法治建设中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让村民守法,村庄安宁,家庭和美。

    注释

    1、王勇《我国新型城镇化模式转变:从单向发展走向双向均衡》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2、朱启臻、胡方萌《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10期

    3、熊春、文折曦《乡村的演进及其社会文化价值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

    4、李慧《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发展新篮图》光明日报.2017

    5、刘旺洪《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动力》法学家,2002年

    6、叶敬忠《乡村振兴战略应关注几个关键内容》农民日报2017

    7、张勇《当前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网上访问2016、张学亮《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的成因分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4

    8、魏佳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9、陶红军《提高农村法治建设水平》《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10、王志哲《推进加快实现小康目标》搜狐新闻网 2016年11月10日

    11、杨尚勤《用法治方式做好“三农”工作》《中国财政》2015年第13期、李昌麟《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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