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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如何利用司法大数据推进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
——以完善被执行人财产网络查控系统为视角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9/1/9 字体: [大][中][小]

    论文摘要: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将大数据理念引入民事执行工作中,并以大数据为背景筹建了案件管理、网络查控、信息公开、信用惩戒等功能的民事执行指挥系统。民事执行系统的大数据的开发标志着我国民事执行工作进行了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执行领域的广泛应用,完善网络化、自动化执行查控体系,推进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制度,实现了执行模式的历史性变革。

  在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背景下,司法大数据对于执行工作,就在于以数据收集、储存为基础,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并由此获得仅凭直觉难以发现的有用执行信息,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执行规律,深入了解数据背后的司法需求,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题。为积极融入大数据时代,法院系统正在推进信息化建设,执行工作也必须紧抓机遇,用好良机,积极转型。笔者撰写本文旨在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并由此获得仅凭直觉难以发现的有用信息,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执行规律,深入了解数据背后的司法需求,为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题建言献策。

    关键词:司法大数据  民事执行查控  完善建议

    本论文共计9852字

    主要创新观点

    法院执行部门要全面掌握大数据,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共享数据、利用数据,进而服务于执行工作,首先要推动思维和理念的转变。通过宣传与培训,转变执行工作观念,树立互联网思维,强化大数据意识,完善执行大数据的分析、整合、利用和共享;树立让数据“说话”理念,依靠理性数据来分析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善于利用关联分析的思路来解决执行难题,通过数学建模与预警分析来科学预测执行工作的前瞻性问题,客观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其次提升其分析、共享能力,实现其集约利用。并探索与第三方科研机构或企业合作模式,通过司法购买服务的方式提升数据利用能力。同时,构建执行大数据共享机制。从顶层设计着手,在法院信息化建设基础上,具体研究制订法院执行工作大数据发展规划,使大数据共享实现制度化,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数据联通平台。同时通过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方式防范对大数据的非法利用,规避大数据利用中的风险。加强管理,通过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和问责机制,强化执行公开和内外监督;此外,制度之下更要做好抽查与补漏,及时问责,坚决处理,切实让制度带电,真正让标准落实。

    民事执行系统的大数据的开发标志着我国民事执行工作进行了大数据时代。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执行领域被广泛应用,实现了执行模式的历史性变革。在落实“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背景下,大数据时代对于执行工作,目的就在于以数据收集、储存为基础,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并由此获得仅凭直觉难以发现的有用信息,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执行规律,深入了解数据背后的司法需求,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题。为积极融入大数据时代,执行工作也必须紧抓机遇,用好良机,积极转型。通过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获得仅凭直觉难以发现的有用信息,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执行规律,为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题建言献策。

    一、司法大数据对于推进执行工作开展的意义

    (一)司法大数据织就执行网。司法大数据时代以前,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缺失是民事执行工作的软肋。因此,大部分法院在获取财产信息上投入了巨大的执行资源。几乎所有的执行工作人员都在四处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然而所得到的信息往往是零碎的,并且是局限性的,是不成规模的,给被民事执行人留下了诸多漏洞。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很多法院做过一些尝试,这些措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民事执行机构对信息的获取渠道,较好地促进了执行工作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获取信息不全面、反馈信息时间滞后等问题,使得仍然未能摆脱执行信息匮乏的困境。究其原因,并非是法院的自身努力不够,而是传统民事执行模式信息传导弊端所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借助大数据技术,弊端则能够予以有效克服。借助司法大数据平台与财产登记机关实现互联互通,共享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时间几乎可以忽略。现在依靠司法大数据建立的黑名单制度已经初见端倪,形成巨大的威慑力。一旦被列入黑名单,被执行人几乎寸步难行。[1]

    (二)促使民事执行办案加速。传统模式下,执行机关获取信息一般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司法大数据时代,执行机关与财产登记机关之间信息共享是高速性的,信息的交换与共享是瞬间完成的,根本不给被执行人留有转移财产的时间。在司法大数据平台下建立的执行指挥系统不仅能够提高海量信息而且还能够支撑网上查控等快速执行措施,已经能够实现网上直接冻结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款、网上提交限制出入境等强制措施,更完善的系统还能直接冻结不动产等,这些快速执行措施很好的解决了执行慢的问题。

    (三)多元化信息让被执行人和其财产无所遁形。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网上交易越来越便利,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让“老赖”们寻找到了一条将自己的财产隐匿于互联网金融中逃避民事执行的捷径。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理财产品。具有门槛低、回报高、流动性强、操作方便、选择多等特点,除投资属性外,还兼具网购支付、信用还款、转账等多种功能。并且与银行账户无必然联系。均发生在互联网上,隶属于金融行业,与个人财产状况密切相关,由于客户银行卡账户内无法查询,因此形成了执行财产查控的盲区。但是司法大数据提供的信息是多元化的,可以将互联网金融信息一网打尽,让被执行人的财产无所遁形。

    (四)提高了执行精确度。司法大数据资源纷繁复杂,远远超过传统执行工作查控的范围,在产生大量有用数据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数据垃圾,因此,在完成海量数据的采集工作后,必须结合执行案件案情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和研判,交叉综合运用各类数据,整合出对执行工作最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有效数据管理迅速提高执行的精确度。依托司法大数据平台就不仅能够看到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情况、是否冻结甚至可以看到交易明细,明确的信息极大的提高了执行的准确度,提升执行效率。与此同时司法大数据平台也提供了准确的被执行人下落信息。法院可以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确定被执行人的下落信息。

    (五)增加了失信行为取证的有效性,实现了信息共享。首先,实现全国法院信息的内部共通,可消除法院内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可令执行法院在线自动获取案件被执行人在另一法院已胜诉的信息,进而在线获得另一法院的执行协助。其次,可实现与银行、房产、证券等财产登记部门的互通互联,破除当前法院与职能部门间的信息梗阻问题。再次,可实现与互联网公开信息的共享,克服以往对网络世界中大量存在的被执行人公开信息“挖掘开发不够”的弊端,进而从中获取到有助于案件执行的线索。通过司法大数据系统,执行法院可通过电子签名等技术,在网上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进行在线查控,无需执行人员上门亲为,从而可解放大量人手,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被执行人的许多财产在网上顷刻即可划转,传统执行手段已无法胜任,而借助大数据技术,则可在网上实现以快制快。利用互联网世界操作即留痕的特征,进而依此规范法院执行和约束相关机关依法协助法院执行。同时大数据执行,被执行人任何失信行为,都可通过刷卡消费、公共监控影像等形式予以固定,执行法院依此即可对其采取威慑措施。可达成执行威慑的实时性。

    (六)保证了办案流程的公开性。法院的大数据建设可以实现从立案到案件审判执行的全过程录音录像,这就使私自办案和销毁案件的可能性为零,执行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可以让法院的执行工作受到人们的监督。这些都实现了法院执行办公流程的公开性,为法院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也有助于法院提升执行公信力。大数据建设可以使法院的执行工作更加公开透明,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到法院的执行工作情况,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没有发现法院执行工作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法院的执行公信力将显著提升。

    二、建立司法大数据平台的必要性
   
    现实中,执行难成了长期制约法院发展的痼疾。在此背景下,司法大数据应运而生;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司法大数据对于执行工作,[2]就在于以数据收集、储存为基础,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由此获得仅凭直觉难以发现的有用执行信息,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执行规律,深入了解数据背后的司法需求,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题。现在法院正在推进信息化建设,执行工作也必须紧抓机遇,用好良机,积极转型。在思维方式上,必须捕捉现在,预测未来,树立重视数据的分析与挖掘和重视数据的共享、使用;用好司法大数据带来的效能优势,提升司法大数据的效率与精度。针对与司法大数据密切相关的公民隐私权以及法人商业秘密的保护问题。需要案件承办人提出申请,信息查询员初审,领导复审等一系列审批手续运行后才能生成执行查控的相关法律电子文书,并发送给相关协助执行单位协助执行。顶层这一系列冗长的审批手续设计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当事人相关财产信息的安全。但这不应当成为阻挡执行查控“篱笆墙”。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了审判秘密的保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第2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守审判工作秘密的规定》均有规定,这里审判工作秘密除法院内部讨论案件处理的秘密外,还包括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等。泄露审判工作秘密的最高惩罚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而实行司法大数据应用可以有效解决这些繁琐的审批流程手续,并实现互联网上直接查询、冻结、划拨等查控手续,不需要实地去划拨,将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查控的财产范围更加宽广。执行法官可直接通过司法大数据平台发布执行数据电文指令至银行后台数据库,要求银行对被执行人在某银行网点的存款或账户进行冻结、划拨等。这样更加方便、快捷,节约司法资源。
 
    三、司法大数据给执行工作带来的挑战
 
    (一)司法大数据的安全问题。执行机关依靠司法大数据平台开展执行工作是合法的。问题是在保存和使用这些数据过程中如何保证不被第三人或者机构利用侵害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最近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事件,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很多人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更为可恶的是这些诈骗犯罪嫌疑人绝大多数是冒充司法人员进行行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保障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不受侵犯是司法大数据带来的一个巨大挑战。[3]

    (二)司法大数据的整合问题。 司法大数据自身的两面性非常明显,一方面它为执行工作提供巨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如此纷繁、杂乱无章的信息集中涌入到执行指挥系统中来如果没有有效的去伪存真,分门别类。不仅不能推动执行工作的快速准确开展而且会使真实有效的信息湮灭于大数据中更有甚者会产生错误的执行行为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正因为如此,在司法大数据时代的执行过程中,获得数据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发掘数据中蕴含的价值,找到有利于提升执行效能的信息,方能得到希冀的结果。因此,司法大数据时代,执行法官如何在转变观念,深切认识数据价值的基础上,学会整合数据,提高发掘数据价值的能力,也成为执行机关面临的挑战。

    (三)对执行机制带来挑战。司法大数据思维引入到执行系统必然给传统的执行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的执行体系是单兵组合作战,绝大部分执行机关是由单个执行员为主,另外配置一名辅助人员形成的办案单位,这种机制在大数据执行指挥系统未建立以前是执行机关为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一种合理化配置,但是这种配置是无法适应司法大数据本身的属性。大量的司法数据在瞬间反馈到执行指挥系统中来,如果紧靠个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数据的分析。优化民事执行资源,形成新的执行机制实现与司法大数据时代无缝连接是执行法院面临的重大挑战。

    (四)现有网络不能满足执行工作高清大数据的传输。目前,法院的内部系统网络覆盖已基本建设完成,法院的各个部门都能利用网络实现信息化的办公。除了涉密网络,其它的网络都能完成基本的信息管理,而且能全面保障法院信息的安全。但是,法院的执行网络系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网络性能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的执行信息化建设需求,成为了法院大数据建设工作的一大障碍。同时司法大数据平台建设中,基本的信息系统构建已经完成,但这些信息系统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缺少联动性。对于法院来说,更需要的是将这些信息系统集中到一起进行管理,这样才能实现法院日常运营中各项工作的统一安排。当前的状况未能形成统一的管理,给法院的管理增加了难度。[4]

    (五)司法大数据平台建设混乱,未能实现司法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案件庭审是工作的重点,在法院的建设中承担者重要角色。但是,在法院的司法大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中,参与建设的企业对司法大数据平台建设的整体思路各持己见,对音视频的管理编辑以及数据封装协议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使法院在需要进行联网是出现连不上等情况。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司法大数据平台信息化建设,须尽快解决。同时法院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后,案件呈呈现爆炸现象。在立案数量如此大的情况下,执行案件过程的录音录像数据量就会相当庞大。这些海量的数据在被储存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直被闲置。这当然有司法大数据自身的原因,也有法院的其他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大数据不是多个有效信息的简单累加,而是需要使用者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注入创造性的思考或排列组合。正因为如此,在法院司法大数据执行过程中,获得数据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发掘数据中蕴含的价值,找到有利于提升执行效能的信息,因此,执行人员要学会整合数据,提高发掘数据价值的能力,从司法大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执行信息,当然司法大数据中可能不仅有文字、图片、声音,而且还可能有视频等信息。而信息种类的多样化,就必然带来甄别手段与甄别技术的多样化。当前,对多种类信息进行综合化的比对和甄别技术还比较匮乏,会令司法大数据执行的效能大打折扣。

    四、应用司法大数据推进执行工作开展的建议
 
    (一)增强司法大数据平台的安全性。加强安全防护措施,防止信息泄露事故。从技术保障和制度管理两方面入手,采取限制访问、电子印章、数据备份等技术手段保障规范运行,笔者认为,这些信息应当公开,但只能对申请执行人公开,目的是让申请执行人了解案件进展,并更好地配合法院工作。由于这些信息涉及被执行人的个人隐私或商业秘密,因此,不宜对社会公众公开。

    (二)增强司法大数据的控制措施。现在的执行指挥平台对一些部门还局限于信息的查询,而不能实现控制手段,这就需要执行人员亲自向协助单位送达相关裁定才能实现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控制。虽然目前部分银行可以通过执行指挥系统直接采取冻结扣划手段。但是如何利用司法大数据平台控制被执行人全部财产才是执行工作的革命性体现,这也是把握时代脉搏的表现。

    (三)增加司法大数据信息的准确性。现在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开发的执行指挥系统查询功能,在向系统提交查询后会有杂乱无章的信息反馈回来,甚至会有一些错误的信息出现,这需要执行机关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筛选才能提取出有效的财产信息。因此在案件录入的过程中,将被执行人能够确定的信息全部录入到系统中,如手机号、微信号、工作单位、常住地址甚至QQ等,通过这些条件的限定后,查询机关反馈的信息自然是少量和精确的。[5]

    (四)顺应大数据时代法院执行发展趋势,建设能够满足法院执行所需的云计算平台。在司法大数据时代,被执行人信息的获取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项,从海量司法大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执行信息。实现筛选和提取的功能,就必须使用云概念,借力云计算这一平台。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法院执行需要的执行云计算平台。鉴于执行信息收集和统一汇总的便捷性,司法大数据平台最好能在全国法院执行指挥系统上升级而成,以当前司法大数据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者为主体,将各地法院的网络系统联为分支。在司法大数据系统的统一调配下,充分借助内外网的众多电脑资源,对所获取的信息源开展云计算,充分筛选和挖掘出满足案件执行所需的信息和数据,以推进案件的快速执结。与此同时实施执行信息全要素录入与动态维护,致力提升受馈信息的价值功能。并将执行案件信息与社会大数据系统进行有效对接。在对接过程中,把握录入信息的精确性、具体化和多元化。对细微差别加以区分,开设受馈信息智能筛选与自动比对功能,减少海量信息形成的过载干扰。防范执行信息过载的风险,必须在法院司法大数据云计算平台中设置以下功能:一是设置执行案件信息自动提取上传功能。以自动获取案件中与被执行人身份及财产线索相关的信息,司法大数据系统可自动采集被执行人名下的微信号码、护照信息等所有信息,以节省录入人力和达成采集信息的全面性和实时性。二是设置有用信息的自动筛选功能。设立受馈执行信息自动筛选功能,按照可供执行的现金财产、不动产,以及被执行人对外的投资性权益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所筛选出的信息拿来即可使用,以期最大限度提高所反馈信息的使用价值。三是设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信息与受馈信息的自动比对功能。设置网上查询受馈信息与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信息相对比的功能,并能对被执行人所申报财产的虚实性逐项作出评判,执行法官可依此对申报严重失实者进行惩罚。[6]

    (五)发挥网上查控与网下制裁的双重功效,全面增强执行威慑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克服司法大数据技术无所不能的错觉,需将司法大数据技术与传统威慑手段进行有机融合,令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进行优势互补。应加大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不实的线下制裁力度。根据司法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得出的数据,一旦确定被执行人实施了虚报、漏报财产等不实行为,执行法院则应采取线下强制制裁措施,对被执行人的不诚信行为予以惩处,以维护线上反馈结果的权威性。其次应对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及时采取反制措施。司法大数据系统一旦反馈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实施了规避执行的行为,执行法官当迅速依职权启动反规避执行程序,或通过向申请执行人移交所反馈的证据等形式,依职权或引导申请执行人采取另行诉讼等形式,对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行为予以有力反制,令被执行人为此付出法律代价。再者必须加大执行财产控制与惩罚被执行人不诚信行为的双重功效力度。司法大数据所反馈的信息一旦显示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自动履行的,执行法院当不再急于将财物扣划到位,而应当在确保财产不失控的情况下,对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的行为依法予以惩处,以迫其自动予以履行。宽限期再不履行的,再予以惩处,通过罚当其责的形式,迫其讲求诚信、恪守信诺,以净化执行环境,促进社会诚信。

    (六)完善顶层设计,发展司法大数据战略,在科研上下大功夫。[7]在大数据云计算时代,法院要提升法院的科研水平,充分利用各地法院执行信息平台上的司法数据,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判定后进行学术研究。在执行信息化系统中实现对科研过程中产生的资料的管理,对司法大数据背景下的执行工作机制进行积极地探索,实现法院的执行数据信息化建设。要让法院的司法大数据建设快速发展,就必须要解决各法院数据系统独立运行的状态。建立起联网的法院内部管理系统,实现多级法院业务开展的可视化管理,形成由最高院统一指挥的管理系统。将智能分析技术引入日常的视频管理中,这样可以找到有效利用视音频数据的方法。要重视司法大数据,推动思维和理念的转变。通过宣传与培训,转变执行工作观念,树立大数据思维,强化大数据意识,完善执行大数据的分析、整合、利用和共享;树立让数据“说话”理念,依靠理性数据来分析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善于利用关联分析的思路来解决执行难题,通过预警分析来科学预测执行工作的前瞻性问题,客观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实现其集约利用。改变目前各自存放的现状,并以现有的执行指挥系统为依托,建立起统筹管理、集中存放的司法大数据平台,确保存放安全,灵活调用。并探索与第三方科研机构或企业合作模式,通过司法购买服务的方式提升司法大数据利用能力。同时,构建数据共享机制。从顶层设计着手,在法院司法大数据建设基础上,具体研究制订法院执行工作数据发展规划,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目标,紧密联系法院执行实际,使司法大数据共享实现制度化,整体推进与部署,加强对边远地区法院司法大数据的支持,实现数据工程建设的“全面开花”和“一盘棋格局”。要打破法院地域的限制,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执行数据的共享与互通;强化与社会数据的共享,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数据联通平台。并通过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方式防范对大数据的非法利用,通过制度管理和惩戒机制的双重保障规避大数据利用中的风险。通过对法院执行干警的教育和监督,使其警钟长鸣、无机可乘;运用数据加密技术来堵住泄密的漏洞,利用执行全程留痕技术来防范非法利用的行为,力争构建安全可靠的智能化司法大数据系统。同时,也要加强管理,通过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和问责机制,强化执行公开和内外监督;加强安全防护措施,防止信息泄露事故。采取限制访问、电子印章、数据备份等技术手段保障规范运行,加强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强化管理。厘清执行公开的界限。更要做好抽查与补漏,及时问责,坚决处理,切实让制度带电,真正让标准落实。目前所能做的就是积极推进国家司法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实现全国法院司法信息资源的海量存储、科学分类、多元检索、综合分析,并积极促成与政府公安、国土、房产、车管等部门,银行、证券等金融或金融性机构的数据共享协议,从设计上,不断地简化执行查控程序。因此,笔者认为,司法大数据应用应当尊重人民法院的司法规律和司法能力。在执行查控中通过批量向司法大数据平台发送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的指令,由司法大数据平台反馈查询结果。同时建立“执行案件大数据管理系统”,该数据系统要具有搜索强的实务性和操作性,可将整个系统精细分为“执行流程管理、执行查控、执行案款、执行威慑、执行公开、移动执行、执行监督、执行指挥管理”等子系统,子系统之间环环相扣、彼此呼应。其中“执行流程管理子系统”要具备执行数据自动生成、自动公开,执行案件全程网上流转、网上审批、重要节点提示、实时预警提示、执行质效管理等项功能;“执行指挥管理子系统”要实现自上而下的内部管理和监督,无论是高院、中级法院对辖区内下级法院,或者是院长和执行局长对本院的所有执行案件,每个案件办到哪一步、哪一步耗时多久,管理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法院内部是否存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不规范办案等问题也一目了然。并可根据办案法官案件类型、案件所处阶段等信息,精确判断法官当前所需要的信息,并将信息主动推动给法官。执行案件的流程节点都可以实现案例、法律法规、执行工作规范、专家建议、视频等信息的自动推送,实现智能化服务。与此同时司法大数据平台可以明确对具体案件的执行操作流程,当然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知道被执行人下落信息的,直接送达。在规定时间内,被执行人既不申报财产情况,也不履行生效裁判义务的,依法启动执行互联网查控系统;二是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则直接启动执行互查控系统。执行互联网查控系统启动后,依授权登录相关数据库系统,依次发送相关执行法律文书及证件数据电文,生成查询通知书,并发送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指令。数据库系统在收到指令后,自动生成并反馈查询结果。查到被执行人具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依财产类型进行冻结、查封或扣划。如反馈被执行人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则进一步查询被执行人个人网上活动数据信息,根据数据统计反馈进行研判,决定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进而追究拒执罪或纳入失信名单进行信用惩戒。[8]

    (七)利用司法大数据保护执行隐私权。涉及被执行人的隐私权保护始终令人担忧。为此,如何在创新执行方式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被执行人隐私,将是大数据执行能否顺利实施的基础。建议各法院根据现有相关执行部门,设立菜单式查询执行内容选项。执行法官将需要查询及执行信息进行网络上报审核,审核同意后统一查询执行。查询时根据法律同时出具法院生效的查询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建议由法院建立 2人以上的查询小组,根据执行法官提供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金融账户等任一身份数字信息直接由软件自动执行查询要求并将查询内容转为数字密码格式文件,查询小组参与查询过程但不知晓查询结果, 最后由系统将自动生成的加密邮件或文件直接递送给执行法官邮箱,由系统自动将开启密码向执行法官手机单线发送,保证被执行人的隐私权得到合理保障和尊重。查询户信息后,凭借查询、冻结、扣划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由系统协助及时冻结被执行人金融账户,等待下一步执行措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在采取相关冻结执行措施后及时告知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及要求其主动履行判决的义务,视情况进入下一步司法强制程序。

    (八)破除执行领域中的信息藩篱,填平执行领域数据鸿沟。目前,执行领域中不同地域、不同层级的法院的执行数据难以共享和以执行网络查控和联合惩戒为主要内容的执行联动机制在法院和其他社会机构之间还没有完全形成。要解决此问题,必须整理好利用好司法大数据,提升对数据分析、共享的能力。要改变目前数据各归各管的现状,要建立全国法院系统统一管理、集中上传存放的司法大数据平台,努力构建司法大数据共享机制。着力顶层设计,制订法院司法大数据发展规划,使司法大数据共享互通实现制度化常态化。强化司法大数据与社会数据的互联和共享,与其他行使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机构建立起长期的信息互访、互用制度,使法院与协助义务单位的信息高度融合,构建覆盖面更广的数据交互平台。

    结语
  
    在积极推进司法大数据平台建设下,海量的执行数据将会更让人激动,而且司法数据将更加开放,共享性更加突出,可供查控的财产范围更加宽广。与此同时伴随着数据采集与存储技术的发展,移动互联手段的普及,以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的司法大数据将有力的推进解决执行难题,笔者坚信司法大数据必将大力促进执行工作的开展,届时执行效率与便捷程度将更加难以想象。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互联网+”时代提高信息技术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利用率》来源于新华网

    2、张春艳《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12月12日、赵国栋《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产业变革与数据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3、钱金华、吴奕《网络时代开启执行新思路 ——以支付宝账户的执行为分析对象》载《人民法院报》第8版2014年4月16日
 
    4、胡志光、白田甜、李振宇《大数据背景下民事执行查控的创新》载《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23期
 
    5、袁定波《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3.0’时代》载《中国审判》2015年第12期
 
    6、王新亮《大数据时代法院如何执行》2016 年5月31日人民法院报第二版
 
    7、唐荣刚、康邓承《看法院强制执行,将怎样步入大数据执行时代》2015年8月7日人民法院报
 
    8、周庆华《善于运用司法大数据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新华网2016年4月6日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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