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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则“执行不能”案例,分析民间借贷背后的法律风险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9/5/6 字体: [大][中][小]

    “吴法官,我误解你了,请你原谅我。如果不是这次让我亲眼目睹了你们的执行过程,我还真以为你们法院袒护被执行人呢,我太不应该了,我同意案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申请执行人王某满脸羞愧的对执行法官吴玉超说道。

    2018年12月22日,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吴玉超努力践行执行公开的承诺,主动邀请申请执行人见证法院执行全过程,申请执行人虽然没有拿到执行款,但信服了法院,信任了执行法官。一起申请执行人误解执行法院和法官不作为,而多次到相关部门信访告状。被执行人又暂无执行能力的执行信访难案终告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6年4月曾经身为孟村县高寨镇某村村长的被执行人张某因为生产经营上的需要在申请执行人王某处借款30万元,当时约定2016年12月1日还清,并对利息做出了约定。可借款到期后被执行人张某丝毫没有还款的意思,申请执行人王某多次催要,被执行人张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无奈申请执行人王某于2017年1月将被执行人张某起诉到孟村法院。孟村法院于2017年3月缺席作出判决,判令被执行人张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申请执行人王某30万元。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张某未主动履行。申请执行人王某于2017年6月向孟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孟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后,执行法官吴玉超首先通过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张某名下的财产进行了查询,结果是一无所获。收效甚微。在向被执行人张某送达执行文书时,被执行人张某诅咒发誓的对执行法官吴玉超说一个月内一定将欠申请执行人王某的借款还上。出于原来涉及被执行人张某的案件,被执行人张某大都积极履行完毕,执行法官吴玉超相信了被执行人张某的承诺。一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可被执行人张某并没有按承诺履行义务,反而与执行法官吴玉超玩起了“躲猫猫”。而此后对被执行人张某的十余次抓捕也均以失败告终。而申请执行人王某三天两头到法院催案。在案件陷入困境的同时,执行法官吴玉超也面临着巨大的办案压力。

    2018年12月22日上午10时,执行法官吴玉超接到申请执行人王某的电话称自己的一个朋友发现被执行人张某与妻子刚刚骑着摩托回到家中,要求法院赶快执行。执行法官吴玉超一边要求申请执行人王某核实线索的真实性,一边组织法警赶赴被执行人张某的家中,申请执行人王某只是一个劲的催促执行法官吴玉超赶快执行,没有把执行法官吴玉超让其核实线索的真实性问题放在心上。为了让申请执行人王某相信法院执行的公正性。执行法官吴玉超让申请执行人王某现场见证法院的执行过程。在被执行人张某的家中执行法官吴玉超并没有发现被执行人张某在家的迹象。经向邻居和村委会了解,也都反映没有发现被执行人张某在家。为了不打草惊蛇,执行法官吴玉超与法警撤出了被执行人张某家,并与申请执行人王某见了面,申请执行人王某闻听又没有抓到被执行人张某的信息后,顿时暴跳如雷。称自己明明得到被执行人张某回家的线索了,法院抓不到人,肯定是收受被执行人张某的好处了,故意不抓被执行人张某,如果今天抓不到人,就全家住到法院里不走了或者去北京上访。执行法官吴玉超耐心的与申请执行人王某交谈,言明法院也相信申请执行人王某说的是真的,让申请执行人王某赶快核实线索的真实性。执行法官吴玉超并让申请执行人王某继续盯着被执行人张某的动静,一个小时之后再杀被执行人张某一个“回马枪”看看。

    执行法官吴玉超与法警撤离后,为了确保再次抓捕行动的保密性,将警车换成了自己的私家车,悄悄的又返回了被执行人张某居住的村子附近“守株待兔”。

    执行法官吴玉超刚停下车不久,申请执行人王某就打来了电话称,自己的朋友只是在公路上看到一个男的骑着摩托车带着被执行人张某的妻子,以为是被执行人张某。就电话告知了申请执行人王某,具体是不是被执行人张某不确定。好在被执行人张某的妻子娘家离被执行人张某所在村并不远,执行法官吴玉超又驱车来到被执行人张某的妻子娘家,此时一切都清楚了,原来是被执行人张某的妻弟骑摩托车带模样极为相似的被执行人张某的妻子的孪生妹妹出去办事了,让申请执行人王某的朋友误以为是被执行人张某了。其实被执行人张某并未返回家中。

    经历了这一执行过程后,申请执行人王某相信了法院确实给自己尽心尽力的执行案件了,并没有欺骗自己。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会遇到很多申请执行人不理解执行工作的难处,埋怨执行人员的“不作为”,遭到无端地投诉,不断地缠访,甚至谩骂。如今,大量执行效果较好的执行案件,执行措施频现媒体曝光,给当事人的预期获得感爆棚,许多当事人将执行法官神化,认为执行法官可以飞檐走壁,无所不能。他们认为法院里所有的执行案件都应该尽快地全部执行得款,才算执行完结。然而,面对现实,执行法官也是欲哭无泪啊......对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法院不是“印钞机”和“取款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客观执行不能的司法现象,是法律逻辑上的执行不能,也是尊重法院判决的延伸。

    但是作为执行法官,他们也同样理解申请执行人讨不到工资、借款收不回的无奈和无助,“终本”只是为了让执行法官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中暂时脱离出来,腾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应对那些被执行人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案件,从而有的放矢,为债权实现赢得先机。不过“终本”后,其他财产查控“后台”程序依然运行,失信被执行人依然被惩戒,申请执行人的权益仍被关注,一旦符合条件,法院将用好用活恢复执行制度,执行程序仍将及时开启。所以请“心急”的申请执行人在看到“终本”二字时不要激动、鲁莽,保持理性,正确对待执行工作,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执行法官和干警们更好地为您服务!也请你记住“终本”不终止,案件的“保质”无期限。

    执行法官也会把你的理解转化为干好执行工作的动力,努力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都全力实现申请执行人的胜诉权益。让执行不再有沉重感,让执行不再“难”。

    从这一则案例可以看出本案中债权人不仅风险意识不强,而且对自身承受能力也缺乏应有认识。在利益驱动下作出的不顾后果的草率行为。导致涉案资金无法收回。一个简单的民间借贷行为,因当事人罔顾风险,不仅使两个家庭陷入困境,而且还占用了大量宝贵的司法资源。下面我们就此案例分析一下当前民间借贷案件背后存在的法律风险,以期为债权人和申请执行人提个醒。

    一、当前民间借贷案件的特征

    (一)[1]借贷主体扩大化,多元化。民间借贷一般是亲戚、朋友之间因一方出现暂时困难而产生的互助行为,通常表现为双方存在比较亲密的关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因生活、生产经营需要等原因贷款人数量也随之增加,且突破了以前亲密关系的限制,演变为针对不特定人的一般行为。诉讼实践中经常出现同一原告起诉多名被告或者多名原告起诉同一被告的情况。同时民间借贷正朝着商业化、有偿化的方向转变。以往熟人之间基于信赖关系所产生的借款行为,现在更多地呈现出商业化的特征。随着民间财富的累积,个人理财观念的普及,通货膨胀预期下的“投资热”现象普遍,而受紧缩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压,大量中小企业却因“资金缺口难”举步维艰、濒临倒闭。在此大背景下,闲散的民间资本适时涌入市场,充当着市场经济的新鲜血液,民间借贷手续便利、交易成本低的特征有效地补充了正规金融借贷的空白。

    (二)借贷主体多元化。传统的民间借贷多发生于熟人之间,借款人与出借人关系较为密切,一般为亲朋好友,双方基于信赖关系而相互帮助。但近年来,出借人因牟利心理而通过中间人介绍向不熟悉、不相识的人放贷收息的情况日益普遍。由于将钱存入银行,以目前的实际利率水平已无利可图。民间借贷因具有风险相对较低、回报率高、操作简便的特点,使一大部分人将手里的闲置资金投入于此,于是职业放贷人随之出现,形成特定人群。造成审判实践中往往同一原告多次起诉多名被告,且相互之间并非都存在亲属等关系,甚至双方不认识。这也就造成高利贷成普遍现象。目前央行设定的基准利率,并非是市场自利博弈所形成的均衡利率,而是政策博弈下的均衡利率,在当前通胀严重境况下,实际有效利率为负。民间借贷案件中,通常双方约定了较高的利率,一般约定都超过了国家的有关规定。在了解国家关于利息的规定未被支持高利率之后,借款人找到了应对的办法,即在有的借条中虽不出现利息约定,但实际书写借据时已将一定期限的高利息直接写成了借款。在起诉时借款人往往对该事实否认,贷款人又缺乏相关的证据,法院也很难认定。极大地增加了纠纷的复杂性。

    (三)借款利息约定过高。民间借贷在缺乏监管机制的环境下发展,借款利率由借贷双方自行约定,往往容易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在本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经常有当事人约定月息三分、四分甚至更高标准的情况出现,而高利率又继续推动借款标的不断增加,当借款人难以承受滚雪球式增长的高额利息而无力偿还借款时,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借贷危机。

    (四)借贷合同形式要件欠缺。民间借贷形式灵活多样、手续便捷,以信用关系为基础,追求交易过程的效率化。许多借贷关系往往基于当事人之间的口头协议而产生,即便有出具借条或欠条,也同样缺乏借贷合同所必要的许多形式要件。当事人在借条上大多只注明了借款金额、借款人姓名和借款日期,而还款日期、还款方式、担保情况等诸多合同要件只字不提。尤其对于担保方式的约定,更是存在着诸多不规范之处,而导致出借人对于担保人难以及时行使债权。

    (五)虚假借贷增多。由于民间借贷的交易凭证较为单一,往往只有借条或者借款合同,出借人很容易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进行虚假放贷。实践中,许多出借人为达到高利放贷的目的,将借款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交付款项时预先从本金中扣除利息,却只在借条中载明借款本金,对于高额利息仅进行口头约定,借条中载明的利率表面上不超过法律强制性规定,使得借款人超出法律规定限额支付的的高额利息难以抵扣本金。更有甚者为了达到转移个人资产或者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目的进行虚假借贷,通过判决或者调解的方式逃避法定义务,处置属于第三人的财产。其中包括借贷后转贷现象,一些职业放贷人自身提供资金放贷,但与需求差距巨大,于是转而从他人处借款再转贷。该做法存在巨大风险,一旦某一环节出现问题不能按时归还借款必将导致资金链断裂,从而引发不可预测的后果。

    (六)权利行使易超诉讼时效。为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秩序,法律规定了诉讼时效制度,超过规定期限权利将不再受到法律强制力的保护。司法实践中,不少借贷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对于借条和欠条的法律效力混淆不清,导致许多债权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保护。出借人对于借款的催收偏好口头通知的方式,对于以书面形式催收债权的举证意识不强,往往导致因未能及时保留证据而无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丧失法律保护。对于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的概念区分不清,也容易导致出借人超过诉讼时效起诉保证人,从而丧失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的权利。

    (七)民间借贷案件容易出现民刑交叉,案件处理难度极大。民间借贷市场长期缺乏规范,借贷过程中的很多行为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法人使用其持有的并未在公安及工商机关备案的公章出具借款合同,其本意上不在于履行合同, 而在于通过与他人签订合同这一方法和途径,以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出款项占为己有,该行为显然已经涉嫌诈骗罪;而危害尤烈的是非法集资案件,由于与正常的民间借贷案件在外观上十分相似,当以个案出现时区分较难,这就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处理棘手且费时较长,容易引发群众认为法院推诿逃避,严重影响司法威信。

    (八)“一人多案”呈现阶段性井喷现象。传统的民间借贷在使用过程都处于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中,是熟人社会中的“人格化合约”执行方式,能够比较有效地监督资金使用者的资金使用行为且风险较小。而当民间借贷成为市场的普遍融资行为后,借贷的对象扩充至广泛的陌生人之间。相对于公民个人,法人无疑拥有较高的商业信誉及偿付能力,因此作为债务人或担保人参与借贷往往更能取得债权人信任,债权人更愿意将钱借给法人或者由法人为借款提供担保,这就是越来越多法人涉诉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法人涉诉反映出债权人在商业融资中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依靠借贷实现扩张的个体经营者及企业法人,其利润已经被高额的民间借贷利息所稀释,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极易出现资金链断档的情况。而一旦出现危机,被一人诉至法院,随之便有成批的案件涌入法院,这就是一段时间同一个人或法人井喷式发案的主要原因。

    (九)法律事实认定问题难处理[2]。

    1、出借人根据约定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能否全部支持难处理。根据《合同法》第114条的规定,选择其中约定高的一项支持,但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但是同时也存在另一种观点:逾期利息和违约金均应支持,但两项之和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超过部分不予支持。给审判人员造成无所适从。

    2、责任主体的认定难。在审判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民间借贷纠纷的责任主体,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难点:借款人出具借条时的署名与其身份证名称不符时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借款人的被告到庭应诉,否认欠条是其出具,将会置原告于被动,不利于债权主张的实现。如果被告不到庭,被告的户籍档案没有曾用名记录,原告很难举证出具欠条的人与起诉的被告是同一人,其债权就有可能得不到保护,特别是有些债务人恶意逃避债务,在出具借条时,故意隐瞒其署名与其身份证名称不一致的情况,将有可能使原告陷于举证不能的境地。

    3、保证人与见证人难以区分。就保证和见证的区分而言,由于民间借贷案件往往只有一纸借据,这些借据形式简单、不规范,保证人或是见证人一般只简单的在借据上签名,而不做标注,有些甚至在借款人的签名后直接签名,这样在审判中很难认定该第三人系保证人还是见证人抑或是共同债务人。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13条指出“在借贷关系中,仅起联系、介绍作用的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这些简单的借据无法说明该第三人是否仅起联系、介绍作用。

    4、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难。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出借方对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以及出借方已将借款提供给借款人负有举证责任。借款人则对于其已履行还款义务及还款金额负有举证责任。借款人不认可借款事实存在的,在出借人已经尽到举证责任的,借款人还应当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抗辩。需要注意的是,在案件审理中通常存在两种情形:证据形式单一,证明力薄弱时对借款事实的认定问题。出借人起诉时提交的证据主要为借贷事项发生时双方签订的借条,极少有当事人提供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其他形式的证据予以佐证,即使有证人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亦很薄弱。一旦证据内容出现瑕疵,如果缺乏其他相应证据佐证支持,借贷双方都很难举出证明力较强的证据,极易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的诉讼后果。同时在诉讼过程中,常常发生被告对原告所提供的借据不予认可,如否认借据上的签名系被告所签、借据内容与签名形成时间不一致等情况。对由此产生的申请鉴定义务承担问题,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3]。

    5、存疑证据的审理和认定做法不一。由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法律风险意识淡薄,在借贷形式上随意简单、不够规范,甚至没有书面借据,一旦形成诉讼,借贷双方争议较大的就出现在借款用途、利息计算等方面,而法官对这方面的审查难度很大。在审判实践中,多数案件的出借人甚至是有意诱使借款人借款用来从事非法活动以牟取暴利,因而不可能在借条中写明借款是用于赌博或吸毒等不法目的,从而造成借款人难以举证证明。故在审判实践中,难以认定,往往造成了司法困惑。还有一种情况出借人将利息计入本金或者事先扣除,这种现象虽然客观存在,但是借款人由于收集证据困难往往无法举证,借条中又无法体现,隐形高利贷行为难以查明,导致审理中难以认定支持借款人的抗辩,借贷双方对立情绪明显。虽然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受法律保护,但法院在审判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目的非法的借贷行为,这类借贷主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借贷行为,此类借贷行为属于无效行为,出借人明知借款人的借款行为是违法的,借贷关系法律不予保护。更有甚者存在非法集资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集资人或吸收存款人以借贷名义向多数不特定人出具凭证,并定期还本付息,这种行为看似民间借贷,实则目的非法,己经触犯刑法,当属无效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法院在审查借贷行为时,不仅应严格审查当事人之间借贷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还应当审查借贷目的是否合法,因为借贷行为的目的直接影响到借贷关系是否受到保护。[4]

    6、民间借贷年利率24%上限规定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的24%年利率,实际计算出来要比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高。随之而来引发的是民间借贷增多,纠纷增多,诉讼案件、涉案金额全部上升。等于承认了高利贷的合法存在,如不能正确引导规范,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对于生活借贷而言,借贷人正是因为资金紧张才进行民间借贷,然而高额的利息加剧了生活的紧张和还债的困难。对于从事生产经营的的借贷人而言,其生产经营项目必须取得高于24%的盈利,才能负担得起借款的利率,轻则造成生产经营压力,重则造成企业难以维系,还债困难。高额的利息揭示了借贷关系中唯经济利益是从的价值理念,割裂了借款人和出借人的感情积累,加剧了人情之间的冷漠,不利于友爱、互助、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能因为我国民间借贷中大量存在年利率20%以上的高额利息,就默认存在即合理,法律正要发挥其指引和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司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规定进行修改势在必行。

    (十)案件调处难度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撤率远远低于其他民事案件的调撤率。主要原因为借款人大多债台高筑,无力清偿,有的选择出逃躲债,以致下落不明,案件审理时需要公告送达;有的虽然没有“跑路”,但拒绝出庭,致使案件无法调解。

    (十一)社会诚信体系缺失,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当前我国正处社会转型期,诚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现行法律对契约关系的维护、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失信的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过低,失信者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和经济制裁,致使恶意欠债现象时有发生。

    二、应对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对策

    (一)有效解决民间借贷案件中民刑交叉法律问题。审理中发现民事法律关系本身涉嫌犯罪的,或者民事案件的审理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应当先刑后民。审理中发现的犯罪线索与民事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或民事案件已先行立案,其审理不影响刑事案件审理的,应当刑民并行。对于刑事案件的审理须以民事案件查清的事实为依据的,应当先民后刑。在案件中发现刑民交叉的线索时,法官不能就案办案或孤立办案,应当结合多个相同或类似的问题进行分析,从中找到疑点。同时人民法院应当加强建立与公安、检察、监察、税务、审计、工商、金融监管机构、司法行政管理等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与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联动作用,发现犯罪线索的,及时将犯罪线索以及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

    (二)完善被告下落不明案件的送达及审理问题。被告下落不明的情况在当前已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占有很大比重,这一情况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不少困扰,影响审判效率。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只能依法公告送达,虽然公告期间不计入审限,但最终拖长了案件审结时间,导致案件平均结案天数增大。也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因被告未到庭,原告在法庭上可能会隐瞒对自己不利的案件事实,不利于保障被告合法权益。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1、[5]公告送达前采取必要方式尽可能告知被告。需要公告送达的案件,在严格审核原告提供的被告下落不明证据的基础上,还要到被告的户籍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走访,向当地基层组织及左邻右舍了解情况,向被告父母、兄弟姊妹告知相关情况,尽量从多个渠道让被告知晓诉讼情况,以保障其诉讼权利,尽可能避免有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案件发生。2、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尽量做好原告工作。原告持有的借条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的案件,若原告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有时效中断情形,尽量在起诉受理阶段做好原告的工作,动员其撤诉,不简单判决处理。3、对因被告财产无人管理,诉讼保全措施无对象的,审慎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尽量不受理原告保全申请。

    (三)存疑证据,法官要加大审查力度。

    1、把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判断要素,有助于认定借贷的真实目的,以排除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对于借款用途的判定,法官不能仅限于出借人的自述内容,而应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予以综合认定,包括对当事人间的关系,日常生活情况,彼此接触等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以确认出借人是否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进而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

    2、把借款是否实际交付作为重点审查内容。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出借人依据借条起诉借款人,必须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查。对于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十分容易形成错案。

    3、做好审理准备工作。不仅仅只单纯依靠原告提供的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还要到被告的居住地进行走访,邀请被告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尽量从多方面让被告知晓有关诉讼,以便其能按时参加,保障其诉讼权利,尽可能避免有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案件发生。对于被告下落不明后无人管理的财产,因缺乏诉讼保全措施的对象,应尽量不受理原告保全申请。在案件审理中首先应确认借贷关系是否合法。审判实践中往往只沿袭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对借贷关系怎样保护的思路,尤其是在案件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当事人对案件的事实没有争议的时候,存在“就事论事”的审理习惯,而对借贷的合法性存在忽视的问题,容易造成纵容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所以在具体审查借贷关系是否合法时,应具体查明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有助于对双方借贷的真实目的形成心证,以排除是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是否有当事人为隐匿财产,逃避债务,故意与亲属串通的假借贷。对出借人的借款目的。主要是审查出借人是否知道借款人的借款目的、用途及借贷双方是否恶意串通。法官对这一项的查明不能仅限于出借人承认与否,而应结合案件的其他情况予以综合认定,包括对当事人间的关系,日常生活情况,彼此接触等情况进行调查了解,以确认出借人借出款项的真实目的。与此同时借款事实的审查需细致。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2012年《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的规定,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现金交付的借贷纠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特别是债务人的亲戚、关联企业或其他关系密切的人对债务人提起的诉讼,更应加强审查,发现有虚假诉讼嫌疑的,要及时依职权或提请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如果当事人对借据或还款凭证有异议,可以申请鉴定;如果当事人不申请鉴定或者不配合鉴定,法院可以做出不利于其的推定和裁判。[6]

    (四)准确把握合同效力及性质。不少民间借贷案件与其他法律关系交织在一起,对转化型案件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民间借贷还是买卖关系等其他的法律关系,原则上,债权人以债务人出具的书面的借据提交法院起诉的,债务人抗辩借贷关系不存在而主张其他法律关系的,在充分的证据支持下,应当按其他法律关系审理,并将书面的借据作为判断事实的重要依据。如果债务人不主张其他法律关系,而主张债权债务不存在,否认书面借据的效力的,债权人应进一步举证证明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否则,由法院释明其可变更诉讼请求为返还不当得利,此时保证人对不当得利债务不负连带清偿责任。

    (五)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准确认定借款事实。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的难点之一在于借款事实的认定,借款事实即认定民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又包括借款合同订立与款项交付两项事实,二者缺一不可。其中借款合同是合同双方履行的依据,是认定双方借款意思表示一致的证据;民间借贷又属于实践性合同,其生效以出借人给付款项为条件,只有出借人提供借款,借款人收到了借款,借款合同才发生效力。借款事实的认定中必须围绕“借款合同”与“收款凭证”两个要素的证明展开。原则上,不论民间借贷采取何种形式,既要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又要证明已经支付了约定款项,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作为判定被告承担还款责任的依据。[7]

    1、对借据的真实性存有异议的,当事人双方均可提出司法鉴定的申请,但具体的操作不同。原告申请鉴定的情形:被告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借据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并提交了其他方面的证据证明该借据存在的异议,此时原告应当向法院申请鉴定,但对鉴定检材样本的提供应当由被告承担。被告申请鉴定的情形:被告对原告提交的借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为不是自己书写或伪造、篡改,但又提交不出其他的证据对其异议以证明的,由被告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此时被告应向法院提交足够的检材样本进行司法鉴定。

    2、瑕疵借据对借贷关系发生的事实难以直接证明,因此应当由原告对此类证据进行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或说明。原告不能提交的,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3、对借款本金的认定,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尤其是出借人提交的借款支付凭证、借款人的已还款证明等。此外对借款利息的约定,应当根据法律、法规来加以认定是否过高或过低,此外,审查约定利息情况也应当根据当地的交易习惯认定。

    4、对双方自认,尤其是被告自认的情况下,一般法庭直接予以记录即可,但法庭应当特别注意在虚假诉讼中的自认情况。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自认的情形可能构成无任何诉争的情况,当事人双方也可能利用自认来达到虚假诉讼的目的。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法院应当严格审查借据、支付凭证等证据,不能仅凭单一借条及当事人的自认即认定案件。对于借款人抗辩已经归还借款的证明。对借款人的抗辩其应当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不能提交的视为举证不能,不能得到支持。对此种情形,借款人系掌握证据或应当掌握证据的一方当事人,该举证证明的责任应当也必须由借款人来承担,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借款人提供银行划款凭证以证明所借款项已经归还,但出借人认为该款项系借款人清偿其他债务的,应由出借人对其他债务的成立及履行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对于有借据、无转款凭证且原告主张现金支付的证明。对借款的数额较小的,借款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借贷案件,根据借款发生地的交易习惯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法官可以自由裁量认定为借贷关系成立。对借款数额较大的认定需要综合各种情况考虑。但对数额较大的借贷案件,在缺少支付凭证或银行转账明细的情况下,基于交易习惯及安全的原则,一般不宜认定借贷关系存在。但当法院在审查出借人的经济能力、现金交付能力、交易习惯、业务往来关系等各种因素后,可化根据案件综合断定。对于有转帐凭证、无借据的证明。借贷关系中的借据是双方形成借款合意的重要证据,但借贷关系合意并不能证明借贷关系存在。借款当事人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需要由借款的支付凭证。因此对于仅有转账凭证等支付凭证,而没有借据的,当事人之间是否是借贷关系,需要原告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不能仅依据划款这一事实行为即化定借贷事实成立,出借人还应当举证证明借贷合意和生效的事实,否则应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六)对于当事人没有约定利息的,要根据是否约定了还款期限区分。如果当事人之间的民间借贷没有约定利息,但是约定了还款期限,借款人逾期归还借款的,出借人如主张计算利息,则借款期内不计利息。但出借人要求借款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逾期利率标准偿付逾期利息的,应予准许。如果当事人之间借贷既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在债权人催告借款人还款前或者虽然进行了催告但未明确要求借款人支付逾期借款利息的,借款人可以不支付借款利息。如果债权人进行催告时,明确要求借款人支付借款逾期还款利息的,对逾期还款利息应予支持。同时当事人在借贷合同中约定了利息,同时对借款人应当支付逾期利息也有特别约定的,按当事人的特别约定处理;当事人对逾期归还借款的逾期利率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当事人主张按照借期内利率计算的,应予以支持。如果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借款合同约定有违约金的,借款人应按约定支付违约金。没有约定违约金的,即除了支付正常的利息外,还应按约定或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与违约金可以同时适用,但逾期利息与违约金相加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指的按基准利率计算得出的结论。

    (七)对多个原告诉同一被告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要审查是否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如果经审查发现属于非必要的共同诉讼,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一定要征求被告是否同意合并审理,如果被告不同意合并审理,要告知各原告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对法院已经受理的,经审查属于非必要共同诉讼的案件,如果被告不同意合并审理,可以裁定驳回起诉,告知各原告分别起诉。同时在审理案件时还要注意虚假诉讼。有的当事人为了逃避缴纳房屋过户税款,制造虚假案件。还有的是当事人恶意转移财产,损害真正债权人的利益。对数额较大的借款,一定要审查借款的履行情况。不能原告提供了被告出具的借条,被告认可,就确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对数额较大的借款,如果被告认可收到了款项,也要审查借款的履行情况,判断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以免通过生效判决保护了不法利益,损害了他人或国家利益。

    (八)修改24%年利率。民间借贷一直被认为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但是目前中小企业面对高额的利息无疑是饮鸩止渴,司法保护的24%年利率应该予以调整。我国的立法者也应该以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承受能力为基础,以发挥法律对社会的指引和规范功能为目标,对司法保护的民间借贷年利率上限重新规定。民间借贷年利率标准应根据借款用途区别确定,应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平均数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即可。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

    (九)充分发挥调解职能,化解借贷矛盾。民间借贷纠纷存在着共同牟利的基础,只要双方当事人加强沟通,不逃避,真诚相见,互谅互让,意识到“给对方空间,就是给自己空间”大多数借贷案件是有调解基础的。对于约定较高的借贷利率的,要尽量平衡借贷双方的利益,将利率调整至合理水平;对于确有经济困难,在偿还期限上要适当考虑,尽量调解结案。

    (十)加强民间借贷的管理与监管机制。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管理,规范民间借贷的行为,应当将民间借贷纳入管理体系,建立相应的民间借贷备案制度。具体就是在大的管理体系内,设立监控机制,对民间借贷的内容、利息、范围等行为进行监管,对需要管理的行为适当的引导,最终目的是使民间借贷行为得到有效规范。实现民间借贷备案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完成,需耍长时间的累积,设立监测机关对存在高风险的民间借贷区域严格监管,尽可能降低民间借贷存在的风险。其次加大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力度,可以降低金融风陰,从而使金融安全得到有效维护,促进社会稳健发展。在设立民间借贷机构时,就要对设立条件严格进行限制,民间借贷机构设立后,对其进行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必须常态化,如果在经营过程中发现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则一律取缔。最后,民间借贷所产化的资金在社会融资的资金中占有一定比重,金融监管部口此时在监管方面起到监测分析民间融资行为,对民间融资与其他融资进行合理的调控。同时鉴于民间借贷行为存在风险,应当建立风险预警平台,对存在的风险进行提醒,将风险及时向社会公开。提高公民的风险意识和诚信意识。为了促进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以解决类似案件或者案情基本相同的案件处理结果不相同的问题,同时通过典型案例发挥司法规范、指导、评价、引领社会价值的重要作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倡导良好社会新风。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作用,推出一批典型民间借贷纠纷案例,根据民间借贷纠纷的特点,重点提出民间借贷纠纷各种证据的认定原则和规则适用,并通过各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以让人们正确认识证据适用规则,改变人们传统的民间借贷理念,提高自身风险意识。针对部分公民贪图高额利息回报,而忽视资金安全以及借款人出借款项时证据意识淡薄的情况,法院应加强法制宣传,或借助媒体暴光一些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使群众认识到高利率的民间借贷有可能存在陷阱,并让公民认识到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四倍利率以上部分不受法律保护的事实,增强人们的资金安全意识。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加强普法教育和道德宣传,大力宣扬诚信意识的培养,树立公民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使人们认识到在民间借贷中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强化证据意识。

    结语

    民间借贷犹如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企业融资困难的突出问题,但同时由于实践操作中各种原因也引发了一系列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只有切实有效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增强出借人的风险防范意识,才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民间借贷的优势,避免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服务。

    注释

    1、李龙《民事诉讼欺诈与应对策略研究》《人民司法》2006年第5期

    2、姚佳化《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研究》沈阳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3

    3、张秀《民间借贷法律风险防范研究》山西大学 2012年 

    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5、于静《民间借贷法律风险及防范》北京法院网2014年

    6、张涛《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法制与社会,2015(8)

    7、祖彤《论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及其防控对策》学术交流,2013(5)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1] 李龙《民事诉讼欺诈与应对策略研究》《人民司法》2006年第5期

    [2] 姚佳化《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研究》沈阳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3

    [3] 张秀《民间借贷法律风险防范研究》山西大学 2012年 

    [4]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5] 于静《民间借贷法律风险及防范》北京法院网2014

    [6] 张涛《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防范》法制与社会,2015(8)

    [7] 祖彤《论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及其防控对策》学术交流,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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