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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假牌上路还撞人、妨碍公务法理不容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张萌 刘黎明  日期:2019/9/10 字体: [大][中][小]

    “我认识到错误,请法庭看在我是初犯,又主动赔偿了受伤的民警的医药费,就从轻处理我吧!”被告人李某满怀悔恨的说道。

    2019年8月13日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了被告人李某妨碍公务罪一案,经过法庭审理,最终被告人李某因妨害公务罪受到了法律制裁以,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9年4月23日下午16时许,公安交警大队城区民警王某、赵某等人在县城内执行假牌照、无证机动车治理任务时,在孟村县某小区北门发现一辆悬挂假号牌的奥拓汽车,在盘查该车时,被告人李某不听劝阻,强行倒车将公安交警大队城区民警赵某撞伤,其他公安交警大队民警喝令被告人李某停车,被告人李某不听命令,驾车夺路后逃跑。后来被告人李某在家人和村委会人员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2019年4月24日被告人李某因涉嫌犯妨害公务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告人李某与公安交警大队城区受伤民警达成了赔偿协议。2019年5月6日被告人李某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

    后公安机关以被告人李某涉嫌妨碍公务罪起诉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经审查和依法讯问被告人李某后,以被告人李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于2019年7月30日向法院提起公诉。

    2019年8月13日法院公开审理了本案,经审理后查明2019年4月23日下午16时许,公安交警大队城区民警赵某等人在县城内执行假牌照、无证机动车治理任务时,在某小区北门发现一辆悬挂假号牌的奥拓汽车,在盘查该车时,被告人李某不听劝阻,强行倒车将公安交警大队城区民警赵某撞伤,其他公安交警大队民警喝令被告人李某停车,被告人李某不听命令,驾车夺路后逃跑。后来被告人李某在家人和村委会人员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后被告人李某与被害方公安交警大队城区民警赵某达成赔偿协议。被告人李某以暴力手段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案发后,被告人李某当庭自愿认罪,并已赔偿被害人公安交警大队城区民警赵某损失,取得被害人公安交警大队城区民警赵某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已认罪、悔罪,处以缓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可处以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7个月缓刑1年。

    接下来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延伸阅读

    在庭审中被告人李某的代理律师围绕受害人赵某是公安交警大队招聘的辅警,那么国家机关中的合同制聘用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和案发后双方已达成赔偿协议,赔偿能否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护律师认为国家机关中的合同制聘用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严格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执行公务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其他人员不能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针对上述人员实施的侵害行为不能认定为妨害公务罪。

    控方意见认为妨害公务罪被规定在《刑法》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其犯罪客体主要为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和红十字会的公务活动,因此,犯罪侵害对象的本质并不在于是否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四类人员的身份,而更关注于其从事的公务活动。也就是说,只要是公务行为,就具备了法律保护的条件,至于执行人员是何身份并不影响公务活动的内容。因为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由,将国家机关中的合同制聘用人员排除在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之外,但这种局限性认定意味着否认其他身份的人员成为执法主体,因此将合同制聘任制人员纳入执法主体也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合同制聘用人员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在本案中,赵某某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首先,妨害公务罪的刑罚可罚性表现在对执行公务的人员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致使国家对社会管理活动不能正常进行。因此,不论从事公务的权利是如何取得的,只要是合法的,就不能改变其从事公务的性质,否则,不仅与刑事立法设立本罪的基本精神相矛盾,还与我国刑法类罪划分基本原则相悖。

    其次,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征应当包括:第一,必须在国家机关中工作。这一特征要求单位性质,但并不要求机关编制,在某一单位工作同其是否具有特定编制并没有必然联系;第二,必须是从事公务的人员。此后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也遵循了这一原则,如《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该解释虽然是对“渎职罪主体”的解释,但刑法渎职罪中全部使用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概念,因此上述立法解释也可以认为是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解释。该解释将不具有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纳入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中,也体现出刑法及司法解释在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时轻身份、重公务的实质。最后,从司法实践方面讲,现实中确实出现了大量聘用制人员在执法一线的情况,如果妨害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执行公务不构成妨害公务罪,从社会效果来看,不利于保障国家机关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

    赔偿能否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本案中,辩方认为双方庭下自愿达成了赔偿协议,关于赔偿能否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笔者认为妨害公务罪虽然被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但其所侵犯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其主要客体为国家对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次要客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人身权利。在本案中,被告人丁某某妨害人民警察依法执行公务的犯罪行为,必然是对国家正常管理活动的干扰与破坏。与此同时,被告人在以暴力、威胁手段妨害人民警察执行公务时,人民警察的人身权利也被侵害,人民警察的人身权利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给予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四条,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所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务人员可以就执行公务过程中遭受到身体伤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收取被告人的经济赔偿,赔偿可以作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第二,由于妨害公务罪通常是以暴力、威胁为手段实施,那么如果妨害公务致人重伤构成想象竞合犯的情形,应从一重处。按照第一种观点,妨害公务致人轻伤以下,按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时,因公务人员不是被害人则不能得到行为人的赔偿,进而行为人就不能因此获得从轻量刑;但伤情若构成重伤按从一重罪处断即按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时,公务人员显然能够成为被害人,也可以得到行为人的赔偿,行为人也可因此获得从轻量刑。按照这种观点,行为人妨害公务致人轻伤以下,不能从轻处罚,而造成重伤反而有条件可以获得从轻处罚了,显然,这一观点有违常理。最后,由行为人赔偿执行公务人员遭受的物质损失,除具有补偿物质损失的意义外,对行为人还有从经济上惩罚的意义。同时,也反应出了行为人的悔罪态度。试想如果以国家能够给予补偿为由,而限制被伤害的执行公务人员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禁止收取被告人的经济赔偿,其结果无疑是减轻了对被告人经济上的惩罚而变成对国家的惩罚。综上,妨害公务案中执法主体理应成为诉讼的被害人,可以接受行为人的赔偿,赔偿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因此,本案中公安交警大队的合同制聘用人员赵某可以成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其人身遭受到被告人李某的侵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赵某理应成为诉讼的被害人,可以接受被告人李某的赔偿,李某也可因此获得从轻的量刑。本案的定罪、量刑并无不当,现判决已经生效。(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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